“世纪末”的哀婉
刘丽芬在从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毕业前，画了一些像是自画像的纸本彩墨作品。著名评论家管郁达先生认为这批作品“忧郁、孤独、伤感、颓废，弥漫着一种‘世纪末’的哀婉情调。从中不难看出，那时的艺术家沉湎于自我内心的世界，其基调本质上是内敛的、忧伤的”。
“我的作品一般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隐晦的，有暗喻的，会让人感到不舒服的；而另一部分从色彩到构图都是特别美好的。”刘丽芬坐在苔画廊的沙发上，一旁的墙壁上是一幅她在二十多岁时创作的画。画中是起伏的山丘，有两个人一前一后，周遭散发出黄色的光。“那张画表达的是我二十多岁时所认为的爱情。”刘丽芬并不回避自己画作中明显的阶段性，她说她的作品跟当时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但是在后来这十多年的旅程中基本都是我一个人，画作会有一些变化，像最近的作品就比较理性。”刘丽芬放下咖啡杯，从手机中翻出了自己最近的作品——画面中是一片蓝色的水面，远山如黛，扁舟漂浮其间。
苔画廊主人、艺术品经纪人、艺术家，是刘丽芬如今的三重身份。“我毕业时是以画廊经纪人的身份开始工作的，我自己的作品到了2005年才算是正式起步，选择不同的职业身份，是一个往复纠结的过程，而画廊主和艺术家是两个思维体系，互相对抗。”刘丽芬说。
刘丽芬的这种“对抗”事实上起始于一次偶然。
在第一次出国的飞机上，刘丽芬认识了TCG诺地卡的创始人之一孟安娜，而后便开始在T咖啡（TCG诺地卡前身）工作。从学习做西餐到学习做画廊经纪人，刘丽芬开启了另一条人生的路。
2001年，由TCG诺地卡和瑞典马尔默发起的“糖·盐”瑞典——中国女性艺术交流访问项目启动，这是一个两地艺术家互动的观念与行为艺术计划，以身体和糖、盐作为创作媒介的互动合作作品，刘丽芬参与其中。这种驻地计划的跨文化视野和工作经验带给她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学院派所教授的那些技法。
在顶楼奔跑
几年后，刘丽芬赴瑞典Hyllie park folkhogskola学院学习，并在瑞典马尔默城东的艺术家社区找到了她的第一个工作室——在顶楼与两位艺术家共有的10平方米的空间。刘丽芬开始每天爬在地上画画，自得其乐。但由于艺术区工作室按约定只能租用4个月，于是寄宿家庭的卧室成了她的第二个工作室——面朝大海的阁楼。那里塞满了她收藏的植物标本、落叶和野果，她把不喜欢的画剪成各式各样的窗花。
刘丽芬至始至终认为，游历、观察和与自然的亲近给了她很多的创作源泉。
在瑞士，刘丽芬在苏黎世F+F学校顶楼的工作室里“冬眠”了半年。她说：“自己只想画画，每天和自己说话，享受瑞士冬天的孤独。”这一时期，她尝试了丝绸丙烯彩墨、纸本丙烯水彩、纸本丙烯、纸本彩墨、纸本水彩等多种媒材和手段，画面更为自由、宁静、优雅和纯粹，特别在色彩的运用方面，徇烂之极归于平淡。这批作品具有一种来去自由的“水性”，润泽、灵动、虚空，与中国古典艺术的精神相通。
在苏黎世工作期间，刘丽芬还申请到了一个在当地最大的花店做义工的机会，报酬是每周能抱回一大束花。这份礼物和当地随手淘到的二手花器成为了刘丽芬当时最大的业余爱好。到她离开时，工作室已经满园芬芳了。
“每天去工作室途中，于原野中穿越村社和花丛时，我认真地观赏每一株植物的生长和变化，慢慢体验它们的美好。瑞典的生活对我就是一段段的记忆以及一个个温暖的瞬间。我尝试在瑞士找回瑞典的那种美好际遇，但遗憾没有，在瑞士的日子就是在工作室创作以及和自己的对话。”
2006年，刘丽芬回到昆明。创库艺术家工作室正好空了一间出来，刘丽芬和一位瑞典艺术家一起租下了这间二楼的工作室，后来又搬到了创库顶楼。她很开心，说：“顶楼空了很久，我搬进去给新空间换地板，我在里面奔跑。”她将自己关在这间工作室里继续她的纸本彩墨创作，还收集了四十个不同性别、年龄、身份的人的毛发，创作了观念行为作品《档案》，随后她继续延展这一观念，将毛发制作成纸张再在上面继续绘画，或将其转换为布面综合材料绘画。
当梦想提前实现
刘丽芬现在主要待在昆明，进行了许多跨界的艺术实验。这些作品不能明确归类，介于设计、时装、绘画、行为与装置之间。材料主要为金属水管、钢针、钉锤、剪刀与苎麻、纸张、灯光、布料等等，这两组材料呈现了坚硬、冰冷与柔软、温暖的两极，似乎在暗示一种男女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同时，也在两极之间寻求沟通与和解。
在管郁达策划的“情景链接——宋庄—西南艺术家交流计划”中，刘丽芬的行为、装置作品《情书》将每个观众视为创作者，让所有遇到的人为自己或她（他）写一封情书，再装入信封内。而这些情书可以是任何物品，包括文字、发丝、信物或是一张涂鸦、一盘CD、一个唇印、一根草、一个号码……这件作品被看作是“爱的祈祷”，是一种对信仰和爱的力量的相信。同时，她继续纸本彩墨创作，画面中的女人或独处空屋、或置身郊野，与动物、植物同体。
前两天，一位策展人在评价刘丽芬近期的画作时认为它们“具有女性感”。刘丽芬自己也不是十分清楚对方所说的“女性感”具体指什么，但她依旧认为没有必要过多地考虑两性身份。“艺术家在创作作品时其实就是在解决一个问题，这件解决不了的就在下一件作品里修正。”刘丽芬说。
刘丽芬曾经创作过一组尚未被命名的身体行为作品。她将自己幽闭在一个堆满植物的房间，在摄影机前摆出一些具有诱惑性、挑逗性的身体姿态让朋友以影像记录下来。这件作品把对女性主义“身体政治”的质疑从形而上学的层面拉回日常性的生活场景。很多人认为，这件作品具有一种“饥来吃饭，困了睡觉”的禅意，是当代中国女性艺术颇具智慧的代表之作。
2010年的夏天，刘丽芬将工作室迁入现在“苔画廊”所处的金鼎艺术社区。
苔画廊开始的定位是国际交流，驻地计划，以青年艺术家独立项目为主的方向，2012年年底开始推动本土青年艺术家，数量占了一半以上。刘丽芬认为好的画廊主应该和艺术家维持很好的关系，能够体谅和支持艺术家创作和生活，有效地为每个艺术家量身定做作品推广方案，又要和藏家保持良好联系。
“艺术品毕竟不是生活必需品，和普通人有距离，如何以一种善意的方式接入普通人的生活、打动普通人的内心，就很重要。这也是这两年绘画作品、咖啡、花艺，同时介入我的画廊的原因。观众在享受花卉带来喜悦的同时，能够感受这个空间的艺术品。我现在开始做减法，空间里渐渐只有艺术品，或者艺术衍生品，这样更专业和单一。”刘丽芬说。
从艺术家到“画廊主”，刘丽芬的角色在迁入金鼎的这一天发生了改变。对于这种变化，刘丽芬一直心怀疑意和忐忑。“我最早设想自己在四十岁开设画廊，结果梦想提前了十年。”刘丽芬说。“但我经常感觉力不从心，创作状态一旦陷入，其他经营事务的干扰令我恐惧。”
这种恐惧对刘丽芬来说无处不在。
采访前一天，刘丽芬和几个中学同学、小学同学简单地聚会，时间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刘丽芬认为，从时间的花费上看，这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这还不包括我提前的慌张。”刘丽芬说这种慌张对于她来说再平常不过，比如她最近正在画某张画，刚好有其他约会需要出门，如果调好的颜色在出门前画不完，等到回去的时候颜色可能就变了，这种担心让她常常在约会前无所适从。“像今天和你约好，我起床后什么都没做就去泡了个澡。”
刘丽芬很自由，常常想到什么就去做。“开花店、开咖啡店、画画等这些很多女人想做的事情我都做过了，可能我的生活会在40岁的时候又重新开始。”刘丽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