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重视中原儒学文化
“汉代时期，司马相如曾到访西南夷、司马迁也曾考察西南夷，这对传播中原文化起到了很大作用。”自诸葛亮平定南中后，便开始在南中设学，大兴教育，“中原儒学文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经蜀地传到云南的。”《云南文庙存佚》的副主编蔡正发说。
“除被动地接受中原文化，云南的少数民族也在走出去学习、交流。”蔡正发在研究相关史料后发现，云南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个叫白狼族的少数民族，“汉代，白狼族就去参见过汉族皇帝，他们到中原学习汉文化，用汉字记载、翻译白狼语，将中原文化带到了白狼地区。”
唐开元年间，白族对中原文化的学习更为积极。“南诏曾在唐朝边境发动战争，所抓的俘虏如是知识分子和工匠，知识分子就被押送到南诏当老师，工匠则传授手艺，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中原文化的传播。”自皮逻阁掌控南诏政权后，学习中原儒家文化的潮流风起云涌。“阁罗凤时期就在学习儒学，到凤伽异，再到异牟寻，都没有间断过。”史称异牟寻“颇知书，有才智”，“他的清平官郑回就是位文化素养很高的儒士”。在这一时期，南诏一些人的诗文还被收入了《全唐文》和《全唐诗》中。
“南诏王中有两个人非常热衷于学习中原文化，一个是异牟寻，另一个就是寻阁劝。”顺应唐代中原文化兴盛的潮流，南诏统治者曾先后派遣几千人到京城和成都“习孔孟之书”，同时，为向唐朝廷学习统治经验，寻阁劝还曾亲自带领代表团到长安访问。此外，天宝战争40多年后，南诏再次倒戈吐蕃，投靠唐朝，“为取信于唐朝，南诏派了很多贵族子弟到成都去做人质，实际上是去学习儒家文化，学成一批再派一批，如此坚持了50年。”蔡正发说，种种史料都表明了南诏对儒学的重视。
元代大兴孔庙
宋理宗宝佑二年（1254年），忽必烈率大军攻克大理，但南宋王朝还存在，云南一直处于动乱之中。直到云南局势相对稳定后，才有条件新建或改建孔庙。
“要说元朝时期的云南文庙发展，就不得不提一个人——赛典赤。”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忽必烈任命赛典赤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到云南主持军政，第二年就到了拓东城，也就是现在的昆明。”蔡正发说，“这段时期，受南宋王朝的影响，云南还处于一定的动乱中。赛典赤来后，将云南局势稳定下来，把行政、军事、经济中心从大理迁到了昆明。”
赛典赤的到来，为云南文庙的兴建打开了一扇大门。据《元史•赛音谔德齐传》记载：“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赛音谔德齐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盛”。除了组建云南行省、大力发展生产、提倡文化、兴办教育等，赛典赤还提倡在云南各地兴建孔庙。
“如果说赛典赤是在云南‘创建孔子庙’的人，那么他的属下张立道就是在云南‘广建孔子庙’的人。”《元史•张立道传》中有记载：“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张立道除中庆路总管。先是云南虽知孔子，而祀逸少为先师。立道广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士人子弟以学……”蔡正发解读说，张立道所任职的中庆路其实就是现在的滇中地区，以昆明为中心，下辖富民、宜良、嵩明、晋宁、昆阳、安宁等地，“在元初的十六年间，公元1276年至1292年，云南各地都在奉命修建文庙。当然，兴建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有的地方建了，有的建了却没保留下来，还有的受当地势力的阻挠，干脆就没有建。”
在赛典赤和张立道的推崇下，虽然云南一再命令“遍立孔庙”，但真正建立的数量并不多，且多不稳定，文庙只在云南行省政府能直接控制的大府保存下来。“后经过兵荒战乱，元代所建的文庙到明初已残破不堪。所幸，到明朝时期，云南文庙获得第二春，重新开始发展。”蔡正发认为，云南文庙的发展既得益于明朝儒学受到的空前尊重，也得益于云南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
公元1368年，明王朝建立的时候，云南还处在元朝梁王的控制之下。直到公元1381年，朱元璋才调集二十万大军平定云南。其后，沐英及其所属部队留下镇压反叛，并采取“屯兵实边”、“寓兵于农”的政策，逐步推行“改土归流”，控制了云南政权。“这段时期，政权稳固，云南的经济得到发展，为云南广建孔庙创造了有利条件。”蔡正发说。
“朱元璋是一个深知儒学关系教化的人，在他统治时期，儒学得到了很大发展。洪武时，几十万大军进入云南，自然也将尊孔建学的风气带了进来。”据统计，明代在云南建文庙59处，其中20处就是在洪武时建立的。“当然，明时云南文庙的建立也有沐英、沐春两父子的功劳，他们秉承皇上的旨意，政局稳定后就开始大力设学建庙。”蔡正发补充说，“此后，明王朝也放手在云南设学、修复、扩建、改建乃至重建文庙，比如凡云南申请建庙办学都予以批准的永乐大帝。”
鼎盛时期
“文庙的发展与当时所处的局势是分不开的。”明代，云南虽已广建文庙，但明末清初，云南再遭兵乱，各地文庙逐渐衰败。到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统治稳固，对云南推行了“改土归流”，云南经济有了新发展，云南的文庙也随着繁荣起来，蔡正发认为与全国文庙发展的步伐基本一致，“这一时期的文庙是云南的鼎盛时期。”
“清朝统治者早在入关前就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清初的帝王和勋贵大臣都很推崇儒学。比如说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六岁的皇帝福临即位后立即办了三件大事：一是告祭天地；二是颁布新历法，改元；三是以孔子六十五世孙孙允埴袭封衍圣公，表示对孔子和儒学的尊重。”在政权稳固后，全国的文庙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云南自然也在其列。
到道光时，云南全省的文庙数量已达到80余处，绝大多数府、厅、州、县都已设学建庙，云南文庙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极盛。“咸丰、同治时期，社会动荡，很多文庙遭受不同程度的毁坏。到了光绪年间，才逐渐恢复修建。”
光绪三十二年，文庙的规格得到提升，云南文庙达86所。“当时云南省的行政区划有20个府，按照州县单位计算共有79个州县，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比如巡府司或者王府司，也就是掌权在少数民族土司手里的府司还有18个，加起来有97个属于州县一级的行政单位。”蔡正发说，“97个行政区域就有86所文庙，如果再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去掉，那就相当于至少平均每个行政区域都有一所文庙。据我考察，有的地方就有两三所，比如弥勒，直到现在都还保留着两所文庙。”
近现代云南文庙
“云南文庙的衰落同中原地区一样，是从清末开始的，帝国主义入侵，清政府的腐败，直接导致了地方经济的穷困，很多地方都无力修建、维护文庙，只能任由其衰败。”蔡正发惋惜地说。
辛亥革命后，历届政府虽有尊孔或祭孔的相关举措，但已难挽回文庙衰败的趋势。“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学校取代了学宫，文庙除了祭祀，没有更多的社会价值，云南地区长期处于战乱中，大批的文庙便被改作他用。”
新中国建立后，云南的许多文庙都被用作学校，“从1905年，‘废科举、兴学校’的举措颁布后，云南地区所有行政区域的第一所学校几乎都办在文庙里面。建水一中就是典型的‘文庙’学校，其办学所在地一直在建水文庙里，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才离开文庙。”蔡正发举例说道。
经过考证，蔡正发发现，虽然在文革期间，云南文庙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但其后的修复、甚至兴建使云南文庙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承。“上世纪90年代，全国成立了孔子基金会，在云南设有分会和孔子协会；到1998年，江泽民提出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全国又掀起了一股文庙潮流，许多地方都在重建文庙。云南地区几乎每个县都在修复文庙，有的县原有的文庙被拆除后还重新修建了，比如昭通鲁甸的文庙就是重建的文庙。”
如今，中国在世界上兴建了500多所孔子学院，孔子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仍然发挥着不小的影响力。“文庙是寄托孔子思想的地方，文庙的保存使文人学者有了归属。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云南文庙基本都获得了相应的保护，几乎每所云南文庙都是文保单位。”蔡正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