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台北: 两“宫”文创的致胜秘密

我国博物馆文创发展现状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看来,今年有关文物文创发展的两份《意见》下达,为我国许多文物单位开发文创产品带来强劲势头。“国家政策支持,社会民众鼓励,让文化创意事业发展迎来了新机遇,文创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研发经营整体水平还不高,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相比差距很大。”

其中的原因,单霁翔解释:“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仍受到诸多因素限制,尚未走出传统机制的保守模式,这既有博物馆自身的体制机制因素,更多的是博物馆自身解决不了的相关制度保障的缺失。”

在北京文投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服务公司文创经理王杰星看来,现在正是众多博物馆可以厚积薄发的时候。“这两个文件,告诉我们文博系统可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做了会带来什么好处。”

上半年,国家文物局决定举办文化创意产业高端人才培训班,王杰星所在企业是承办方。通过培训班,王杰星有机会了解到我国多个省市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发展现状。

我国大多数博物馆的文创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有的甚至还没有起步。王杰星曾看过一个数据,“一家第三方机构根据博物馆人流量、规模统计出来,我国约有2256家博物馆是有条件发展文创产品的。但我国现在真正起步做得比较好的博物馆只有十余家。”王杰星说:“这个数据未必权威,但可以一定程度反映我国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开发现状。”

这些博物馆要真正开始发展文创产业,王杰星认为面临以下几个问题:“缺乏设计运营人才,缺乏有经验的团队,缺乏资金,缺乏规划。”

600岁故宫的网红修炼记

在朝珠耳机、顶戴花翎防晒伞、“朕就是这样的汉子”折扇、“格格钓金龟婿”书签等文创产品掀起故宫文创第一波热浪之后,今年7月6日,腾讯与故宫博物院合作的消息再次引爆眼球。雍正三千佳丽的微信聊天截图,认真玩“天天爱消除”游戏的宫女,戴上VR眼镜与虚拟皇帝见面以解相思之苦的后宫娘娘萌化了网友的心。

中国博物馆文创专业委员会刘松林表示,截至去年12月,故宫博物院共计研发文创产品8683种,包括服饰、陶器、瓷器、书画等系列,产品涉及首饰、钥匙扣、雨伞、箱包、领带等。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冯乃恩说,“萌”只是众多文创产品中的一个小的系列。“文创产品这块其实是利用‘萌’系列,先把受众吸引到故宫周边来。只有对故宫感兴趣了,才会有兴趣了解故宫其他周边的产品,发现还有雅的产品,甚至是酷的产品。通过这种温馨的、贴近百姓的方式,把故宫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出去。”2015年,故宫的文创产品营业额超10亿元。

10亿元营业额并非一蹴而就,研发是文创中的重要一环。故宫的每款文创产品,研发周期都在8个月左右,从创意到产品,每个环节都被严格把控。单霁翔说:“几年来,故宫博物院对文化创意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努力,在认真总结研发经验的基础上,积极调整文化创意产品的研发模式。”目前,故宫博物院加大自主研发的力度,研发模式通常由博物院相关部门提出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方向及设计要求,与合作单位共同完成产品创意的实现,并在合作中加强与合作单位的沟通和引导。“经过反复摸索,逐步建立起适用于故宫文化创意产品研发的工作模式,保证了研发工作的效率及质量。”单霁翔还介绍了故宫博物院的一些经验:“故宫博物院每年定期召开文化产品研发工作座谈会,特别重视与社会知名设计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合作。”

单霁翔坦言:“对故宫博物院来说,文化创意产品研发事业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需要不断有好的创意、好的产品,让故宫文化产品从‘数量增长’走向‘质量提升’,需要寻找中华传统文化的工匠精神。”今天故宫博物院应将“工匠精神”渗透到文化创意产品研发、制作、营销的各个领域,去除浮躁,去除单纯的逐利心理,通过文化创意产品将文物背后的人文情怀、艺术造诣、时代精神播种在广大观众和社会公众心中。

台北故宫文创:年轻人是很大的市场

在台北故宫多件文创爆款的设计师唐圣瀚先生看来,年轻人是文创产品忠实且庞大的消费群体。“目前一些旅行团去看故宫,其实是去看皇城,而不是去提升美育,他们普遍倾向购买20-30元的纪念品。但是年轻人不一样,他们愿意为创意付钱,比如现在很多粉丝都会购买正版的数字音乐专辑。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年轻人会成为主流,我们需要做的是坚持培育市场。”现在,台北故宫已经培养起了一批年轻消费群。

在台湾,用“无孔不入”来形容文创产业的蓬勃发展恐不为过。创意人才和团队建设正是这么多年来台北故宫发展文创最大的财富。过去在台湾,本科最受欢迎的两个专业是电机和医学,“这两个专业都和吃饭有关系。”唐圣瀚先生说道:“但是这两年台湾有大约429个系或所是跟创意相关的,已经跟吃饭没有太大关联,就连专门培养护士的学校里面都有海报设计系,我觉得很奇怪,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设这么一个专业?他们说不设这个专业就招不到生。”每年,台湾甚至消化不掉这么多创意相关专业毕业生。

梳理台北故宫的文创之路,大约走过三个阶段,前后经历50余年。第一阶段是纪念品阶段,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金士先曾告诉记者:“最开始没有经验,就是比照展出的文物单纯复制,平面的、立体的,强调仿真,做得越像真的越好。一年营业额大约在1至2个亿台币。”

2000年,台北故宫文创开始有了质的飞跃:不再求其仿真,而是求乎创意。台北故宫迅速定下了包括目前部分还在执行的文创发展思路:采用“海选”方式面向全球所有厂商做创意征件。当时博物院一年游客数接近400万人次,通过这一创新,实现了营业额的第一次翻倍。

第三个阶段则是台北故宫自己做高端开发。金士先解释说,比如台北故宫自行创作的高仿瓷器和画作,自己发行的出版品,这类商品定价较高,市场份额也不大,满足的是小众市场,用以证明博物馆的供应能力。

在驻台记者冯庆看来,台北故宫之所以能做好文创,与公开透明的游戏规则分不开。“比如台北故宫向全球海选征件,征件标准和厂商资格等评估方式常年都在网站上公布,参选者可以随时浏览,公开透明。游戏规则永远不会做大的改变,比的就是参选者文化创意的能力和既有的市场规模。”其次,台北故宫严酷清晰的“退场机制”也为其保持着产品不断更新的活力,“台北故宫采取严酷的‘上架和退场’机制。即上架一段时间后如果市场反应冷淡,就马上退场。退场之后的商品,该打折的打折,该销毁的销毁。”

而面对文创产品最易遇见的仿冒或盗版问题,台北故宫的处理方式“堪称高明”。据冯庆了解,如果在台湾遭遇仿冒,台北故宫会马上联络有关单位去查扣商品,查封仿冒者的公司账户,或者向法院提告。而每一次查封,台北故宫都会广而告之召开记者会,借机告诉消费者怎么辨别真假并再次打响知名度,将其变成“事件营销”,一举扭转局面、反败为胜。台北故宫已经设置了专门的预算来处理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