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产品材质做浙江文化的代表元素
创意云南2016文博会上，浙江省博物馆共带来200多件文创产品，包括黄宾虹系列、南宋大展系列、珍宝系列等等，有书签、扇子、文房四宝、行李牌、U盘、钥匙扣……古朴雅致的风格得到众多参观者青睐。“有一对云南夫妻，一口气就买了两千多元的产品。”吴越宇说。
依托丰富的馆藏文物，浙江省博物馆对相关文创产品的设计研发在同行中算是较早的。经过多年发展，目前，浙江省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主要集中在几大类：书籍类，包括专题展览图录、明信片、书签等各类纸质纪念品，除图录外基本都价格低廉、销量较大；陶瓷类，以馆藏龙泉青瓷、越窑青瓷为主，兼营黑陶、建白、明清瓷，属于中档仿制品、纪念品；金属类，既有与企业合作开发的仿金饰件等价格低廉的文化元素纪念品，也有青铜越王剑等高档青铜仿制品；书画类，属于高档仿制纪念品，同企业合作开发的仿制馆藏名家特色书法、绘画作品，材质包括纸质和绢质，精度和逼真度堪称一流；古钱币产品类，包括铜质古钱类、近代银币类和古钱类工艺品，品类达20多种，价位从几十元到近万元不等；文房类，产品有以浙江产青田、昌化石为主的印材、湖笔和石砚，价位从十几元到上千元不等；红木类，产品以黄宾虹特展衍生产品为主，包括文房四宝、熏香炉、香筒、镇纸等，主要材质有酸枝、花梨、紫檀和黑檀等。
在选择文创产品的开发对象时，浙江省博物馆充分考虑藏品的代表性与文化内涵，注重产品质量，“好的文物元素，放在不好的材质上，是一种浪费”。吴越宇提道。浙江省博物馆也很关注消费者对于价格的接受度，因此细分市场，“针对旅游市场，我们的重点可能就是几十元的小物件；针对具有较高一点消费能力的人群，文房四宝之类的文创产品更受欢迎，价格在两三百元；高端市场，产品的价格在上千或上万元。”
而在选择藏品与元素时，浙江省博物馆优先考虑内涵丰富、知名度高、品位高雅的藏品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当地文化元素来设计成文创产品。“文创产品就是要做出自己的特色。没有特色，就无法吸引消费者。”吴越宇解释：“每个省的文化不同，甚至每个馆都有自己的标签，这就是差异化，不要去学别人，关键是要为文创产品打上自己的特色标签，这才叫传播。比如浙江的西湖十景。全世界的游客飞到杭州就是为了看西湖，现在的西湖这么美，那古代的西湖是怎样的？通过历史画卷得知，古时候的西湖更美。我们把西湖十景元素研发制作成文创产品，从2009年就开始做，一直持续到现在，它就是我们浙江的特色，是浙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
尝试开发临展文创产品
展区内，吴越宇向我们介绍说：“这些是我们博物馆为纪念黄宾虹诞辰150周年研发的系列衍生品，包含文房四宝、镇纸、书签、团扇等30多个品种。这些衍生品将黄宾虹的花卉、山水、书法、印章等作品和元素巧妙地融入到生活用品中。比如这款文具套件，里面有书签、U盘、名片夹三种工具类产品，既透露出浓浓的古典气息，又美观实用。”吴越宇介绍说，黄宾虹系列的纪念产品一经推出，便受到消费者的热烈追捧，在浙江省博物馆内，每天都保持3万元左右的销售额。
黄宾虹诞辰150周年研发的系列衍生品主要用于临展，采用的是与企业合作的方式。“去年，我们做了一个黄宾虹诞辰150周年系列大展。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浙江省博物馆就趁此大展，开发、推出系列衍生产品。仅仅4天，销售额就达到了100多万元。就全国博物馆而言，这个成绩令人震撼。”
“其实，早在2004年，浙江省博物馆就开始做高仿字画，选取的就是颇有知名度的黄宾虹的字画，还衍生出明信片、笔记本等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7天时间内销售了20多万元。我们知道他的字画好卖，所以从一开始，就选中这个点，也遇到了一个好的契机。”吴越宇说：“好题材的临展是需要抓住机会的。这次尝试，对于其他博物馆也有借鉴作用，以后可以参考这种模式去做。”
产品开发出来后就需要考虑如何让参观者、消费者有渠道可接触选择。除博物馆内商店的常规销售与随展销售是发展成熟稳定的路径外，从2012年开始，浙江省博物馆经营管理部积极参加全国各地的大小展会，拓展了销售新渠道。
采取多种合作模式
目前，浙江省博物馆自己设计研发的文创产品达300余种，与企业合作开发的产品不计其数。“我们会通过招标的方式，与企业进行合作研发。”在吴越宇看来，经营也是有市场风险的，博物馆文创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有更多不确定的因素，在经营时更加需要考虑如何将风险降到最低。企业在市场方面，有着广大的客户群体与丰富的经营经验等优势，但缺乏创意来源，相反，博物馆则需要借助社会的力量来推广各种文化创意，因此采取博物馆与不同企业合作等各种模式，可以共同承担责任。
此外，浙江省博物馆还积极探索其他合作模式，如艺术授权。
《富春山居图》是浙江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级的独家馆藏品，迄今，浙江省博物馆自身开发的衍生品已达上百种。2011年，浙博馆藏《富春山居图》之《剩山图》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院藏《富春山居图》之《无用师卷》在台北合璧展出，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浙博艺术授权，正是始于2011年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合璧展出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与《剩山图》）的经历。台北故宫的文创产品开发，主要通过授权与企业合作来实现，当年浙博也尝试了此类方式，授权多家企业并与之合作，从中获取一定授权费用，或通过文创产品的利润分成。这种模式在之后的工作中得到持续采用，现今也得到广泛传播。”吴越宇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