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考古发掘
“海门口遗址先后经过三次考古发掘，分别是1957年、1978年、2008年，第一次是自然发现，第二次是专家提出，第三次是地方主动申报。”剑川民俗专家、《剑川县志》主编张笑说道。
“第一次发现海门口遗址并清理出近千件文物，纯属1957年清疏海尾河河道时的自然发现。”但是，剑湖洪水泛滥，3条泄洪口又是弯曲水道，一到雨季，附近村庄即遭洪灾。政府组织当地群众将泄洪道改为直道。随着沟渠的开挖，大家发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被挖了出来——黑黑的木桩、妆如斧头的石片、带着绿锈的铜刀。后经考古部门挖掘，挖出了224棵古木桩、大量青铜器和陶瓷制品，还有石器。经测定，这些东西的年代被界定为距今3000余年左右。1978年的第二次挖掘，“云南省文物部门专门派了一个考古队下来科考。当时挖了三个探坑，探坑是按照1m×1m的标准挖的。”张笑说，“这次挖掘发现了很多木桩和青铜器”，后经确认，有226根松木柱、26件青铜器、350件石器和22件铁器和大量陶瓷制品。“其中还发现了一把铜斧，就砍在木桩上，同时还有矿渣等。”遗憾的是，“带队的考古队长去世，这次发掘并没有形成一个正式的考古报告”。“后来，云南的很多考古专家多次提出对海门口遗址再次进行考古发掘，只是一直没有实现，”
直到2008年，经过四年半的争取，第三次考古挖掘的批复终于下来。作为剑川人，张笑对剑川文化有很深的情结。“海门口第三次考古挖掘，整个上报工作我从头到尾都参与了。”即便没有直接参与考古，但那时“我每个礼拜都要去一次，给考古队送些茶叶等。我看到他们在太阳最晒的时候还在工作，觉得很是佩服。”文物被挖出来后，当天发现当天清洗，然后统一收集到指挥部。“那会儿，挖掘地周边搭建了很多帐篷，考古队员就睡在帐篷里。从早上六七点钟开始工作，直到晚上天黑才休息。专门请了一个人来做饭，中午就直接送到工地。”第三次挖掘工作基本上从1月持续到5月，出土了2个完整的彩陶罐，清理出“干栏式”房屋建筑架构、柱洞、人骨坑等丰富的遗物、遗迹以及青铜器、骨角牙器、炭化稻等大批文物。”对于干栏式建筑，专家们普遍认为，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大水滨“干栏式”建筑。“铜器仅出土了十余件，全部都是小件的器物和铜料，人们期待发掘的大件青铜器并未出现。”
云南青铜文化发源地
在剑川县宣传部董珍贵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海门口遗址。遗址就在道路边，路边竖着一块展示牌，已经有些斑驳，上面写着“云南文明之源——剑川海门口史前文化遗址”。但是展示牌后面是一汪水田，此时，庄稼已经收割完毕，地里还堆放着一些秸秆，附近没有农户。若不是有人指引，我们根本想不到，这片水田下面就是曾经引起轰动的海门口遗址。“为保护海门口遗址，早在2009年，遗址就已经被完全填埋。”张笑告诉我们。
而在云南省博物馆里，通过“青铜文明展”，我们还是能从文物和复原场景慢慢拼接出海门口遗址的大体模样来。茅草做屋顶、木桩为支撑，岸边杨柳抚波，门外一片湖光山色。我问，“这就是当时海门口遗址的干栏式建筑吗？”专家樊海涛笑笑，“这不一定。这是我们通过文物、考古资料等还原出来的，也带有一定的想象。” 樊海涛也曾亲自到海门口遗址考察，根据遗址的位置，他认为，海门口的干栏式建筑，“在潮湿的地方架起木桩将房屋底部支撑起来，主要是为防潮。”
“这就是很著名的陶范。”在樊海涛的特别指引下，我们见到了玻璃橱窗里的“陶范”。这个著名的“陶范”外形没有什么特别的，仅存一半了。若不是樊老师的强调，我们可能会与它擦肩而过。仔细观察，这个残缺了二分之一的陶范，呈半圆柱形，在中间的部位能看到刻有“π”字形。而根据陶范的形状，云南省博物馆的肖明华断定，“其形状与当地出土的铜钺的形状相似”。
陶范之所以珍贵，因为它是“浇铸青铜器的模型”，铜水从浇铸口倒下后，等其冷却、凝固后，便可得到青铜器实物。樊海涛坦言，“这证明当时生活在海门口的人已经开始使用青铜器了。”“制造铜钺”的陶范出土，使专家进一步确定这里出土的铜器是在当地制造的。
同样在剑川，沙溪鳌峰凤山古墓群（鳌凤山墓葬时代晚于海门口遗址，约在春秋晚期至西汉初期）也发掘到与海门口相似的铜钺和陶范，还有青铜剑等青铜器，这也印证海门口是云南最早的青铜器制作中心之一。
事实上，学界有关“海门口发现商代青铜器”、“海门口是云南青铜文化的源头”一类的说法，数十年前学界早有定论。
1979年，《中国冶金史》编写组使用同位素源Ｘ光莹光仪进行分析，发现海门口出土的14件铜器中，10件是青铜器。据此，云南考古学家李昆声认为：“滇西剑川一带是云南古代青铜器制作中心之一，海门口遗址具有早期青铜文化特征。”经放射性碳素测定，此次海门口遗址的绝对年代为距今3115年（±90年），相当于商代。
在海门口展览区的一角，冶铸青铜的过程也得到复原，采集、冶炼、浇铸的过程栩栩如生。一人在敲打大块的矿石，以方便采集炼铜的原料；一人在做陶范，把冶铸青铜器的模型做出来；另一人则在一个三足的陶器中炼铜水。
“海门口出土的青铜器体量不大，上千件的文物中只发现26件铜器（三次发掘的总数）。”樊海涛认为，这说明商周时期，滇西剑川“已有能力冶铸青铜，但是还没有达到大规模生产的普及状态。”另外，海门口遗址出土的铜夹子（可能是发夹），在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也发现过类似的青铜器，“早期的铜器上没有什么纹饰，比较朴素”，樊海涛说，“这说明当时的浇铸水平还不是很高。”
时间跨度延续千年
海门口第三次考古发掘之所以让人“出乎意料”，还在于出土的两件完整的彩陶罐。“这在云南遗址发掘中，也属首次发现。”这可以说明，在那个时候，海门口遗址的先民已经学会了制作彩色陶器。“双耳彩陶罐是一件北方文化的陶器，却出现在千里之外的云南，这说明北方的彩陶文化已经渗入滇西剑川。”樊海涛介绍，海门口还发现碳化稻、碳化麦、粟米等，这也再次证明，“当时的海门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交流的枢纽，因此它的文明发展也比较快。”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早在2008年的海门口考古发掘成果报告会上指出，彩陶是北方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的典型陶器，磨光黑陶则是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制物，在云南出土，“再次说明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在我国所发生的大规模族群迁徙中，剑川就是一个远古文化交流及族群迁徙的重要交汇点。”
“有陶范、有青铜器，但还是以陶器、石器为主，后来甚至还发掘出铁器”，樊海涛认为，海门口遗址“很有意思”，文化延续时间较长、保存比较完整，其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后经青铜时代，并且延续到铁器时代早期，时间跨度在千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