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变幻，莫过于沧海桑田的转换。两亿年前的中生代，今滇池及邻近地区从海底逐步隆升为高原。地质学研究称受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影响，晚期白垩纪，这片高原呈南北向断裂凹陷，在沉积盆地中出现了一个美丽的湖泊。

汉武帝元丰二年设益州郡，辖今滇中大部分地区，郡治在今晋宁县晋城一带，称滇池县。但这还不是滇池的最早来源。关于“滇”的最早记载，是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 “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十里。”在《后汉书》中，“楚威王”成为“顷襄王”，庄蹻则作“庄豪”。近年有学者认为，从滇王国的主体民族、滇池区域发现的百越文化遗物、发型服饰和风俗习惯等角度看，滇王国的主体民族应该是古越人中的一支，并对“庄蹻王滇”真伪提出了质疑。但从大量考古事实来说，西汉之前这里有过一个滇王国大体是无疑的。

要追溯滇池地名的来源，就要查“滇”的来源。最常见的说法是通“颠”或“巅”。《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滇池县，郡治，故滇国也，有泽，水周迴二百里，所出深广，下流浅狭，如倒流，故曰滇池”。依据是各地水系多南北向或东西向流走，独有滇池从海口出水为螳螂川、汇入普渡河倒流北去，与地表总倾斜方向、附近河流流向颠倒，故释为“颠倒”之意。古今以来持这个观点的人还不少。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借阮福之口说：“汉武帝前滇池县本做颠县，后人因池加水作滇耳。滇池读为滇池，以颠为义”，不知依据何在。而同是清代的阮福认为不应作此理解，因为《说文》中，“颠，顶也。言益州各水四面下注于卑地，此县与池独居高顶，不当以颠倒为义”，言下之意应释为“山巅之池”。袁嘉谷《滇绎》卷一则说：“庄蹻由楚沅水溯流而南，及最高境，因号曰滇池”，也是以巅为声训，但这里已经把滇池的命名归给了庄蹻，显然也是有问题的。

考古发现，在公元前十五至十二世纪前后，此地即有人类文明遗迹。《史记》中载 “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劳浸、靡莫是种族，滇初为地名，滇后来成为部落联盟。在北方势力进入以前，无论当地原住民是百越分支、还是不占主体地位的叟、濮、僰、昆明人，居住之地有个地名是当然的事，而不必等到代表先进势力的到来。《史记》中记为水意淋漓的“滇”，当是会意兼注音的表达，无论是“颠”或“巅”，都是望文生训的附会之说，否则先零羌的“大长”名为滇良、滇吾，在遥远的腾冲，唐以前的史籍中多记为“滇越”，又该如何解释？至于“滇”是否即是“甸”意，抑或与靡莫部族首领名字关联，尚待考证，但“滇”为土语译音是可以肯定的。

滇池也曾被称为“昆池”。在樊绰的《云南志》中详细说了当时的滇池水域及周围的地理情况。“昆池在拓东城西，南北百余里，东西四十五里。水源从金马山东北来。拓东城北十数里官路有桥渡此，水阔二丈余，清深迅急，至碧鸡山下为昆州，因水为名也，土蛮亦呼名滇池。”

数千年间，这个湖泊一直在变，而且总体在变小，有自然的力量，也有人为的原因。有研究认为地质学上的古滇池，湖水很深，湖面比今约高近百米，湖面很大，北起松华坝，南迄晋宁宝峰。水系从北向南流，经晋宁南部与玉溪交界的刺桐关入元江，属红河水系。在气候、地质变化以及泥沙冲击等作用下，地面抬升水位逐渐下降。到了南诏时期，765年凤伽异筑拓东城，那时的滇池仍很大。到了元代，官渡还在滇池岸上。《元史》载“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艰”，“夏潦暴至，必冒城郭。”据考证，当时水位当在海拔1890米左右，比今天要高出4米。十三世纪七十年代第一次降低滇池水位的工程开始，赛典赤招两千民夫，费时三年，在海口将河床挖低约三米，滇池水畅流排出，筑松华坝，湖面下降，环湖露出十万亩以上的农田，后世不断疏浚，水位继续降低，但仍时常有“水冒城郭”的事发生。方国瑜先生说，记得1954年的雨水多，滇池水位高达1887.09米，湖滨农田被淹有八万多亩，滇池退回到篆塘新村，高出路面约半米。

影响滇池命运的最近一次行动，便是围海造田之殇。1969年12月28日，昆明东风广场十万军民誓师， “向滇池进军，向滇池要粮”，要“改天换地，为民谋利，造福子孙”，再次让沧海变桑田。此后，官渡、西山及呈贡、晋宁先后开始了规模不等的围海造田。几十年后，昆明多了个“滇池路”和“滇池度假区”的地名，至于是否要到粮、是否造福子孙，是大家都晓得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