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书是用来记录历史的，了解历史必然离不开志书。
毛泽东主席首次上庐山，先不急看庐山风景，而是先阅读《庐山志》，突破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拘囿，做到身在庐山、识得庐山，庐山成为他最喜爱的地方，这是伟人读懂山水的艺术。
习近平总书记到福建基层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找志书，读志书。他说：“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过去，我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地方志，这样做，可以较快了解到一个地方的山川地貌、乡情民俗、名流商贾、桑麻农事，可以从中把握很多带规律性的东西，可谓‘开卷有益’”。
郭沫若到楚雄次日，就可以吟诗怀古道今，用“庄蹻通滇肇钖（注：钖，音阳，指马额上的装饰物）名，楚威远振古边城；濮髳北会无遗迹，诸葛南巡有旧营”来讲述楚雄的历史，后来又用“百花齐放在边疆，十二弟兄聚一堂，造地造天同努力，歌舞梅葛溢芬芳”来称赞楚雄，原来他在夜里翻看了楚雄的志书，这是学者治学的佳径。
修志者秉笔直书，志书内容披沙砺金，客观真实地记载了一个地方的历史、自然和风物，因而，志书不仅是普通百姓的智囊，还是为官做事的执政资源，这就是志书和修志的重要性。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成为了一名史志工作者，参与和组织了楚雄州组织史的编纂，也正是这次特殊的经历，我对修志编史怀有一种特别情怀和崇敬。这种特别情怀和崇敬归纳起来有四点：
一是对修志者的敬佩。盛世修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光荣传统，也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历朝历代都高度重视史志的纂修工作，所修之志为我们全面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翔实的资料。修史是一项十分艰苦细致的工作，每一段记述、每一幅照片以至于每一个文字，都饱含着编著者心血和汗水。修志者冷板凳一坐数年，默默无闻，精益求精，尊重历史、求实存真、实事求是，这是历史的担当，更是一种对历史的敬畏。
二是对历史的欣慰。有人类就有舞台，有舞台就有表演。这些表演“逝者如斯”，有人将其记录下来，就是历史；没有人记录，就是历史烟云。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传世后人，这是中华文明得以代代相传的根本，我感到无比欣慰。
三是对育人的期盼。“治史鉴今、资政育人”。盛世修史，贵在创新，旨在存史、教化和资政。以史育人是史志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以我曾参与编的楚雄州组织史为例，这部组织史以准确的数据、精炼的文字和直观的图表相结合的方式，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楚雄州2000年至2006年全州各级党组织、政权组织、军事组织、政协组织、群团组织和企事业单位发生发展的政治历史背景、演变过程、组织建设情况和人事变动结果，具有涵盖面广、信息量大、史料新颖、结构合理、使用方便等特点，是具有权威性、史料性和实用性的大型工具书，有较高的存史、资政价值，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组织人事工作者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书。它对于总结楚雄州党组织工作的特点、规律和历史经验，研究探索组织工作的方向和规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是对工作的勉励。翻开这部组织史，默默看着它，我对人生有了更深的理解，增添了更多的工作劲头，它记录了无数人在领导岗位上的工作历程，以人为鉴，以史为鉴，时光如梭，来去匆匆，消逝的是岁月，唯留下的是光辉的人生，人生有限，但为人民服务却无限。
作为一名曾经的史志人，我对史志同行人又有一种特别的体会和希翼。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责任重大，必须坚守方志初心，勇担方志责任。
首先，必须真心热爱史志工作。如果一个人在对待自己的工作时，看重的是这项工作在自己生命当中的精神意义，而不是看重它能给自己带来多少物质利益，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就是真心的热爱。有了这种真心热爱，就会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并倾心爱好一辈子，执意坚守一辈子，津津乐道一辈子。近读《云南读本》，其中有对云南著名文献学家和藏书家、自称“滇痴”的方树梅外出寻征云南文献资料的记载，是对史志工作者热爱修志工作的最好的范例。方树梅于1934年受云南通志馆和“辑刻云南丛书处”的托付，连续踏访广西、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北京、天津、陕西等10多个省市，逛旧书摊，查图书馆，访私家藏书楼，访省市通志馆，拜访故旧，结识新朋，千方百计搜求云南文献，最后购书3万多卷而归，其中许多是云南失传的珍本，包括李元阳篡修的《云南通志》，同时还每日记述不断，吟诗100余首，最后编成《北游搜访文献日记》四卷，其中《归来》一诗“南北遨游愿不违，半肩文献尽珠玑。生平第一快心事，多少先贤伴我归”，是作者访书归来的总结性诗作，他说外出访书满足了自己的愿望，带回来的都是珍贵的文献，那么多家乡先贤陪伴他归来，是他平生最愉快的事。正是他这份痴情，一直秉承着“不事标榜，不徇情面”、“无私意怀于其间，一以其人之于国家社会有无关系以来以为去取”的原则，毕生“恭敬桑梓”、编纂碑传得体可靠，对云南文化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次，要以赞赏的心态对待历史。赞赏是指非常赞同值得欣赏。赞赏和激励是一种管理方法，是一门领导艺术，也是史志工作的力量之源。修志要与历史保持一个不远不近、不即不离的距离，学会用赞赏的目光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多总结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发展，多发现历史人物的优点与长处，用准确的语句、工整的语段、完整的体例将历史记录下来。只有以赞赏的心态去看待历史，史志工作者也才能在记录历史中得到源自内心的快乐，乐此不彼地去做好史志工作。清朝金志章在《因树亭观唐明皇磨崖碑》中有言：“手摹口诵极賛赏，忽忆往事心神忡。”史志工作者要学会赞赏，乐于赞赏，每天都用赞赏的目光去察看历史的沧桑，每天都用爱心去记述发生在眼前的历史，我们就会从内心深处得到快乐。
第三，要对记述历史有明智的取舍。读史使人明智，而其前提，就是修志者对历史要有明智的取舍。历史风云变幻，历史纷繁复杂，史志只能记其要点。易中天在《中国智慧》一书的《魏晋的风度》中，说到陈寿在《三国志》中对曹操仪容特点取舍。曹操形象不佳，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时说曹操“姿貌短小”，在那个以貌取人的魏晋时代，连曹操自己都自惭形秽。所以陈寿在《三国志》中，有对袁绍有“有姿貌威容”、对刘备有“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对诸葛亮有“身长八尺，容貌甚伟”、对刘表有“长八尺余，姿貌甚伟”、对孙权有“形貌奇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对周瑜有“长壮有姿貌”等外貌描述，但对魏武帝曹操的外表不着一字，足见把握修志取舍尺度的用心良苦。记录历史，多一句、少一句，褒一句、贬一句，历史就会大不一样，“使人明智”的作用也就会大不一样。
第四，要倡导简洁的文风。志书要担当知往鉴来、资治教化、流传后世的重任，必须要简洁、准确，要从求字、炼句、精简段落等方面多作努力，使语言文字简练利落，没有多余的词句，形成简洁明了的文风。锤炼语言要舍得下“语不惊人死不休”、“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功夫。黄炎培先生说志书的概述语言要“文采斐然，雅俗共赏”，清代方志大家钱大昕说入志资料要“辞严事核，质而有文”，唐朝刘知几说志书语言要“文而不丽，质而非野”。当然，简洁不等于简单，不能因文害义，为了文字的简洁而割舍历史和误解历史。同时也要大力提倡《史记》所具有的那种文情并茂、引人入胜之美，多学习“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洒脱纵横之气。读《天水市志》，对“麦积山石窟文化编”中对于麦积山石窟环境的描写留下深刻印象：“环绕石窟的是小陇山林区的茂林修竹，清澈山泉。地处长江与黄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上，冬无奇寒，夏无酷暑，四季分明，温热适中。春风吹过，遍山葱绿，山花烂漫，溪水淙淙；盛夏时节，一片苍翠，凉风习习。蓝天与白云相衬，修竹与松柏相依。远山松涛阵阵，佛阁雾罩，自古即有‘麦积烟雨’之称。”麦积山美景，跃然纸上。当今修志，应提倡写实与文采有机结合起来的方式，增强可读性，让所记述的人和事产生永久的文化魅力。
第五，要有书卷气。志书是地情书，志书装帧一定要精美，有人见人爱的书卷气，有急欲打开的吸引力，让人耳目一新，一见钟情。可以说，志书中的每一个元素都会起到审美愉悦、乃至润泽心灵的作用，都能给读者带来愉快的阅读体验。楚雄州志办编辑出版的书刊，总是充满着精美的书卷气，如《楚州今古》杂志的封面设计，一直保持着典雅的风格。志书不仅要有真实而重要的史料文献和精湛的表述手段，而且其装帧设计，包括外观、封面封底、书脊、环衬及扉页、目录页、插图设计等，既有内在质量，也要有外在质量，实现内外的和谐统一，摆在桌上能激发打开阅读的动机，摆上书架给人有手中翻阅的愿望。志书翻开是文化品，合上是艺术品，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永仁县人民政府县长、永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李明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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