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头最硬”文学巨匠的艺术世界

  “鲁迅的艺术世界”展览。本报记者周长庆摄

  作为20世纪的伟大人物,鲁迅先生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光焰几乎影响中国一个世纪。他是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对鲁迅而言,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一种对苦难的抗争的话,对艺术的终生热爱则是他快乐的源泉。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北京鲁迅博物馆从馆藏文物中精选120件(套),在吉林省博物院举行了“鲁迅的艺术世界——北京鲁迅博物馆馆藏文物展”,让人们看到这位被毛泽东誉为“骨头是最硬的”文学巨匠的另一面:丰富多彩的艺术收藏和精神世界。

  收藏原拓中国现代版画2000多幅、原拓外国版画近2000幅、碑拓及汉画像6000多张;购藏中外艺术类书刊600多种;最早介绍外国美术在中国刊物上发表;创办“木刻讲习班”,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现代版画家……除了创作和翻译,鲁迅把大量精力用在艺术活动上。他既是中国现代美术思想的先驱者,也是现代美术的研究者、教育者与实践者。

  美术家鲁迅

  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少年时期的爱好和家教对人的一生影响巨大。鲁迅少年时就酷爱美术,热衷于搜集《山海经》《诗画舫》等带有插图的书,并影写书中绣像。他在美术领域如同文学领域一样,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他留存的手迹中常见手绘配图,其著、译作品的封面也多亲自设计。

  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道:“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足见鲁迅从小对美术的热爱是他一生钟爱艺术的启蒙。

  展览展出了鲁迅儿时喜欢的年画、剪纸《福禄寿》《盗灵芝》《九龙柱》,它们现在都能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文人墨客大都喜爱收藏文化典籍乃至书画作品。在人们的印象里,鲁迅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封建文化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而实际上,他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古代文化传统,并为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出了不少力。他收藏了很多中国画、画册和中外美术书籍,展览展出的有《秦泰山刻石》《出师颂》《石涛山水精品》《吴昌硕书画册》《百华诗笺谱》《海上名人画稿》《原版初印芥子园画谱》,以及林琴南、陈师曾等名家的山水画、花鸟画。

  鲁迅还收藏了多幅别人为自己创作的画像,此次展览中有两幅展出:一幅是1928年司徒乔画的速写《鲁迅像》;一幅是日本肖像漫画家堀尾纯一1936年1月13日在上海为鲁迅画的漫画像,并在画的背面题辞:“以非凡的志气,伟大的心地,贯穿了一代的人物。”当天鲁迅在其日记中记录:“午后往内山书店,遇堀尾纯一君,为做漫画肖像一枚,其值二元。”看来鲁迅为这幅漫画是付了费的,而且价格不菲。从题辞看,这个日本人也是非常佩服鲁迅的。

  “中国新兴木刻版画之父”

  我国的新兴版画运动是鲁迅先生最早倡导和发起的,他被誉为“中国新兴木刻版画之父”。

  1928年,鲁迅在上海创办“朝花社”,编辑出版《艺苑朝华》,选登外国优秀木刻美术作品。1931年,在上海举办“木刻讲习班”,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新兴版画家。他先后在上海、杭州、广州等地指导创立了春地美术研究所、野风画会、MK木刻研究会等新美术团体,将木刻研究和新兴版画运动如火如荼地推行到大江南北。鲁迅在注重收藏外国版画和美术书刊的同时,也将这些艺术介绍给中国新一代美术家,使本土创作更加丰满。他举办美术展览,亲自编辑出版了多种外国版画集,并帮助木刻青年出版了多种版画集。

  提到鲁迅与新兴版画,珂勒惠支这个名字相信很多人耳熟能详。她是德国版画家、雕塑家,代表作品有《织工反抗》《起义》《战争》《死神与妇女》等,以尖锐的形式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和勇于斗争的精神传达出来。她是鲁迅最为推崇的版画家之一。1936年,鲁迅自费编印出版了《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亲自设计版面、广告,撰写序言,并对其高度评价:“在女性艺术家中,震动了艺术界的,现在几乎无出于珂勒惠支之上——或者赞美,或者攻击;或者又对攻击给她以辩护。”展览中,珂勒惠支的版画有《突击》《穷苦》《德国孩子们饿着》等。

  鲁迅还收藏了一些国家的现代版画,此次展出了德国、法国、荷兰、奥地利的版画《士敏土之图》《巴黎马戏》《教会市场》《休息的舞女》《女子与山羊》,还有苏联的木刻作品《采蘑菇》《马拉像》《书籍》,以及《远大前程》等文学作品里的木刻插图。

  浮世绘是日本的风俗画、版画,主要描绘人们日常生活、风景和演剧。青年时期曾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对日本的版画特别是浮世绘也很喜欢。此次展览展出了他收藏的《色町街上的夕》《康乃馨》《犬》《杭州西湖》等。鲁迅由浮世绘还联想到:“……一个艺术家,只要表现他所经验的就好了,当然,书斋外面是应该走出去的,倘不在什么旋涡中,那么,只表现些所见的平常的社会状态也好。日本的浮世绘,何尝有什么大题目,但它的艺术价值却在的……关于日本的浮世绘师,我年轻时喜欢北斋,现在则是广重,其次是哥磨。”

  北斋以画风景、市井生活著称,其风景画中,以富士山为题材的系列作品《富岳三十六景》尤为著名,欧洲的印象派绘画亦受其影响。展览展出了北斋的《富岳三十六种景东京浅草本愿寺》。哥磨的浮世绘以画美女著称,线条精致,人物表情传神,生活气息浓郁,具有鲜明的世俗性,甚至有几分忧郁、颓废的情调。展览中有哥磨的《母子游戏》。

  此次展览还展出了鲁迅收藏的一些外国艺术类书籍,如《白与黑》《苏联儿童版画》《藏书票的故事》等;翻译的外国文艺论著作,如苏联作家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日本作家的《思想 山水 人物》《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编辑出版的中外版画集,如与柔石共同编辑的《艺苑朝花》丛刊。

  为弘扬优秀传统艺术,1934年鲁迅与郑振铎托北京荣宝斋重刻了明代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刊行的拱花木刻彩印的画集《十竹斋笺谱》;两人还合编了《北平笺谱》,共收木刻套印彩笺310幅,鲁迅亲自装帧设计,由荣宝斋彩色套印。

  鲁迅不仅支持重印古代美术经典作品,还收藏了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中国版画作品特别是青年木刻家的作品,给他们以实际的支持。此次展出了鲁迅收藏的《司令部》《工作》《闸北风景》《流民》《农民者》《木刻界》等木刻版画,还有鲁迅校阅的《木刻创作法》。

  在木刻展品中,有三幅是刻画鲁迅本人的:1934年赖少其创作的《暴风雨中的鲁迅先生》和《高尔基先生与鲁迅先生》(又名《再会!》),曹白1935年创作的《鲁迅与祥林嫂》。《暴风雨中的鲁迅先生》刻画了鲁迅举着大旗,顶着狂暴风雨勇毅前行。《再会!》刻画了鲁迅接过高尔基先生的沉甸甸的包裹背在肩上,并沿着高尔基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表达了两位革命文学巨匠一脉相承的文化使命。

  那么,鲁迅为什么这样大力推广新兴版画特别是外国现代版画?他在《写在深夜里》中说:“……看见了别一种人,虽然并非英雄,却可以亲近、同情,而且愈看,也愈觉得美,愈觉得有动人之力。”

  从鲁迅1935年6月4日为《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所写的序中,我们能看到,他是把新兴木刻视为新一代青年木刻家表现蓬勃生活的重要艺术手段,并且是具有“更光明、更伟大”前途的事业。他写道:“木刻的图画,原是中国早先就有的东西。唐末的佛像、纸牌,以及后来的小说绣像、启蒙小图,我们至今还能够看见实物。而且由此明白:它本来就是大众的,也就是‘俗’的……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虽然不能说和古文化无关,但决不是葬中枯骨,换了新装,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的要求,所以仅有若干青年们的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便能发展得如此蓬蓬勃勃。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

  鲁迅的金石拓片收藏

  鲁迅从1913年开始收藏金石拓片,其目的一是保护国家文化遗产,二是金石学研究,三是借鉴古代石刻艺术,弘扬现代艺术。北京鲁迅博物馆现存鲁迅收藏的金石拓片6000多枚,包括汉画像、砖拓、瓦拓、碑拓等12大类。展览展出了鲁迅收藏的砖拓作品《元平元年砖》,碑拓作品《登百峰山诗》《曹全碑》,瓦拓作品《玄武》《夔凤纹》《甘林》,墓志《萧瑒墓志铭》,还有佛教造像等。

  汉画像是我国文化艺术中的杰出代表和瑰宝,是鲁迅收藏中的重要类型。汉画像是汉代人雕刻在墓室、祠堂四壁的装饰石刻壁画,在内容上包括神话传说、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在艺术形式上它上承战国绘画古朴之风,下开魏晋风度艺术之先河,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法规和规范。鲁迅认为:“汉人刻石,气魄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展览展出了鲁迅收藏的江苏汉画像《射阳石门》、南阳汉画像《西王母与月宫、玉兔捣药、九尾狐》、山东汉画像《孔子见老子》。

  鲁迅不仅注重收藏,更重视对汉画像的研究,他曾搜集整理完成了《汉画像集目录》,并准备出版《汉画像集》,可惜因种种原因未能实施。但鲁迅突破了汉画像研究只局限于考古学和金石学领域的局面,而注重其在艺术领域的运用,这是他对汉画像研究的独到贡献。

  鲁迅为著作和刊物设计的封面,明显受到他所喜欢的金石拓片艺术的影响。展览中可以看到:北京大学编辑出版的《国学季刊》,由蔡元培手书刊名,鲁迅设计的封面取自汉画像石刻云纹图案,古雅庄重,民族传统风格浓郁;鲁迅翻译的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桃色的云》,由鲁迅设计的封面图案,取汉画像中的人物、禽兽与流云作为装饰,简洁典雅;高长虹作品《心的探险》,由鲁迅编校和设计封面,“掠取六朝人墓门画像做书面”。

  书法家鲁迅

  严格的幼学、严谨的师承及对中国传统的毛笔书法的酷爱,使鲁迅成为近现代一位独具风采的书法家。在现存的大量鲁迅手稿中,篆、隶、行、楷诸体皆工,书风继魏碑一路,宽博沉雄,简淡古雅。郭沫若曾评说:“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质朴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士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

  鲁迅手稿的存世量,是近现代文人学者乃至书法家中最多的。

  展览展出了鲁迅的部分诗稿、题赠、书信、手稿。包括致郑振铎、胡适信的手稿,为女作家萧红的《生死场》所做的序言,还有鲁迅自传的手稿,特别是鲁迅1936年9月5日(鲁迅病逝前一个多月)所写的内含7条遗嘱的杂文《死》的手稿,都弥足珍贵。

  鲁迅笔下的书法和文学常常相互影响,他的文学作品最初多以书法的形式产生并成型。“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这首《自题小像》诗,是他21岁时所作。1931年,51岁的他再次书写《自题小像》,既表现了其书法上清劲自然、古雅有致的风格特点,也代表了他满腔热血的爱国情怀。他还把《自题小像》赠给日本友人冈本繁。

  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大量书信收进《两地书》。展览中,有一封鲁迅1929年5月23日致许广平的信,信中他称许为“小刺猬”,自称“小白象”,让人看到素以“硬汉”形象示人的鲁迅与爱侣卿卿我我的一幕,令人莞尔。(记者 周长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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