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王震中: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的统筹协同发展

  

  王震中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

  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和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利用,是近年来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为此,2021年9月8日至1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奇葆率队,赴山西省忻州市、临汾市、运城市等地,进行“不可移动文物的综合保护利用”调研;2021年10月14日至17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奇葆率队、王儒林同志为调研组长,赴宁夏银川市、吴忠市、中宁县、中卫市等地,进行“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宁夏调研。我有幸参加了这两次调研,收获颇丰,为此,在2022年的“两会”上,我将以《关于把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统筹兼顾的提案》为题,提出我的提案。在这里,围绕着这一提案,谈一些我的思考。

  通过2021年9月和10月的这两次调研,我们感到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面,黄河流域黄河沿线的各个地区自然生态有差异,人文和历史文化资源各不同,各地在新时代所面临的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起点也互不一样,因而建议黄河各个流段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以“国家级”的标准来设计,体现“国家文化公园”的总体要求下,还要注重应因地制宜,各显特点,在展示黄河文明和历史文化时,尤其要注重突出本地区特点,尽可能显示出它的“唯一性”。例如,宁夏地区,在文明探源方面的遗址稀少,但在汉唐时期的引黄河灌溉方面是其历史文化方面的特点,而且与今天当地的水土水利等生态文明和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所以宁夏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该突出这方面的特点。

  不可移动文物,包括石窟、寺庙、古建和重要考古遗址等。通过这次赴山西省忻州市、临汾市、运城市等地进行的调研,我们看到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且还需要当地政府和文保部门长年坚持不懈才行。当地政府、文物部门、文保工作者也确实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可喜成绩。这里仅指出一些带有全国性的问题,以便工作的改进。目前,在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有:

  (1)“修旧如旧”的原则是对的,但不能因担心修缮有可能造成失真而不做定期修缮,致使一些著名古建、特别是建筑内的壁画等长期衰败,破旧不堪。

  (2)有许多不可移动文物按计划进行了修缮,使它得到延年益寿,但有的修缮之后,却“一锁了之”,没有让它“活起来”,使得保护和利用相脱节。

  事实上,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和利用与黄河沿线九省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有多方面的交叉,把二者统筹兼顾,无论对于资金费用合理有效使用而言,还是对于九省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历史文化内涵而言,都是最科学合理、行之有效、可持续发展的。由此出发,我提出一些思考供有关部门考虑:

  1.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利用要与黄河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相协调,注重旅游景点和名胜古迹的生态保护,不搞过多的水泥建筑;增加城市内的生态文化公园,不搞用水泥建起来的假文物。新修建假文物,只能是费钱费力,昙花一现,而不可持续发展。

  2. 沿河九省各地可以通过当地重要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修缮和活化利用而使得自己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因地制宜,凸显当地历史文化特点,使各地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既是“国家级”的,又有其独特性和“唯一性”。这就需要各地认真研究本地历史文化、历史遗迹的特点究竟是什么,下一番功夫。

  3. 改变一些不可移动文物修缮之后“一锁了之”的做法,让这些不可移动文物活起来,作为当地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组成部分,对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开放,并完善解说牌和解说词,传递其历史文化,使人们在游览观赏中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润和熏陶。

  4.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借鉴山西省永济市利用普救寺和《西厢记》的关联而打通历史和现实的历史遗迹活化利用方面的做法。把普救寺古建古迹与《西厢记》剧情相结合,这属于利用历史故事或情景再现来打通历史与现实,在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方面,是成功的,可以把它作为当地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一个组成部分。

  5. 把“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国家历史遗迹公园”等概念统一起来,为此可以进行小型的研讨会或座谈会,就我个人的意见,赞成用“国家历史遗迹公园”的概念来统一“大遗址保护”“考古遗址公园”等概念。

  我们国家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史,中华民族有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不可移动文物在很大程度上恰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展现;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沿河九省在充分注意生态文明的同时,在文化内涵方面,对于当地的不可移动文物在保护的同时加以多方面的利用,无疑会使自己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可以更好地彰显厚重的历史文化、璀璨的特色风格,这样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才是传世之作。

  王震中教授简介

  王震中,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副主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炎黄文化研究》主编等。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学位委员会主任。

  出版专著有:《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1994年初版,2013年增订本)、《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2005年)、《商代都邑》(2010年)、《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2010年)、《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2013年)、《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2015年)等。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曾荣获“首届胡绳青年学术奖”、“第二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青年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二次,三等奖三次)、“山东省第二十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清华大学“第二届李学勤中国古史研究一等奖”等。

  王震中在中国古代文明史、先秦史、夏商周城市史、远古社会史、华夏民族形成史等领域,先后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进入国家以后的“邦国—王国(三代王朝国家)—帝国说”、“夏商周三代为复合制国家结构说”、“华夏民族因复合制国家结构起源于夏代说”、“民族类型与国家结构相对应说”、中国早期文明演进中的“夷夏互化融合说”等,建立了一个系统而周全的学术创新体系,是一位将历史与考古相结合的学术界有影响力的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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