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集里，我们介绍了彝族的辉煌历史进程中，秦汉时期的彝族，上半部分；这一集，我们继续介绍秦汉时期的彝族下半部分。
璀璨的石寨山和李家山文化。多数学者通常把云南青铜文化划分为滇池区域、洱海区域、滇西北地区、滇南地区等4个文化类型，在今天的昆明、玉溪、楚雄、大理、保山、曲靖、昭通和红河等彝族聚居地区，都发现了大量青铜文化遗址。
石寨山文化和李家山文化是秦汉时期辉煌的云南青铜文明的典型代表。它的发现，表明这一时期的云南青铜文化已经处于鼎盛阶段。
石寨山位于晋宁县晋城镇距滇池东岸约1千米的山丘上。1955年到1996年先后进行过5 次发掘，共清理大墓约21座，出土随葬品器物5000多件，有铜器、铁器、金器、银器、陶器及玉、石、玛瑙器、料珠、海贝等。
在出土的文物中，青铜器所占的比重最大，既有锄、镰、斧、铖、锤、叉、弩机、箭、镞等生产工具；也有贮贝器、伞盖、枕、斧、壶、盘、熏炉、勺、烹炉、镜等生活用具；既有铜鼓、编钟、葫芦笙、铃、锣等乐器，也有长方形扣饰、动物人物浮雕扣饰、人物屋形饰件以及杖头饰等装饰物。
石寨山古墓群中震惊中外的发现，是在古墓群M6墓内出土的蛇纽篆文“滇王之印”和6枚一组的“滇王编钟”，由此证明该墓是汉代滇王之墓。学术界通常把石寨山为代表的青铜文化称为古滇文化，年代为战国至西汉晚期。
李家山古墓群最早于1966年发现在江川县李家山。1972年—1992年，考古工作者对李家山古墓群进行了几次考古发掘，一共清理古墓80多座，出土文物多达3000多件。
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的青铜器，有铜鼓、编钟、牛虎铜俎、葫芦笙、铜铃、铜枕、猎鹿猎猪饰牌等。李家山青铜文化的年代经科学测定为战国至汉代，其中，葫芦笙是已知我国最早的笙类乐器。
石寨山和李家山文化与楚雄万家坝文化一脉相承，具有相同或相似的风格特征，石寨山和李家山青铜文化是楚雄万家坝青铜文化的延续和发展。
石寨山和李家山青铜文化中呈现的服饰文化、编钟文化、铜鼓文化、葫芦笙文化、铜铃文化、建筑文化、宗教文化、舞蹈文化，与彝族文化密切相关，彝族等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璀璨的青铜文化。
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滇东北彝文印章与朱提堂琅铜洗。
两汉时期，滇东北彝族地区进入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时代。近年在昭通、巧家、会泽、东川等地相继出土发现的东汉青铜铃、青铜面具、青铜鸡、青铜彝文印章和朱提堂琅铜洗，是这一时期滇东北青铜文明的重要标志。
金文是镌刻在金属器物上的文字，一种称阳文，一种叫阴文。1988年，在昭通怀远街发现了出土于昭阳区冷水滩的“统管堂琅印”，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具有较高价值的彝文篆刻铜印。
印章呈长方形，铜质，长4厘米，宽3.5厘米，印面厚2.5毫米，重39克，印钮为蹲伏形状的立体青蛙，印面是阴印阳文，有7个彝文符号。印章造型自然古朴，典雅大方，具有鲜明的彝族文化特色。铜印中的彝文直译成汉义，为“妥鲁（堂琅）山里手辖印”，意为“统管堂琅印”。
公元前135年，西汉王朝在今滇东北巧家、会泽、东川等彝族聚居地区，设置堂琅县，隶属犍为郡管辖。“统管堂琅印”是西汉时期彝族先民酋长被分封为邑长而管辖这片区域的信物，印证了西汉王朝为加强统治滇东北土著彝族而设置堂琅县的史实。
“以诺印章”是一枚较为珍贵的彝文铜质印章，出土发现于今昭通市昭阳区。印面阴刻阳文，上有6个彝文，汉语直译为“印章交以诺用”，意译为“以诺印章”。印章早年由昭通金石学家张希鲁先生收藏，后归藏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师大）历史系陈列室，“文革”时期印章遗失，现存拓片。
现有专家认为，“以诺印章”应为“夜郎印”，是彝文汉写同音异写的结果。“以诺印章”在昭通的发现，证明西汉时期西南地区最强大的地方民族政权“夜郎国”的统辖范围在今滇东北与贵州接壤地区，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夜郎国是彝族等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
“孟琴子母铜印”于1972年出土在昭通市昭阳区二平寨的“梁堆”中，印章一套三印，呈方形，大、中两印为狻猊（suān ní）钮，大印高3厘米，边长2厘米，刻孟琴之印；中印边长1厘米，刻孟琴；小印为龟钮，边长0.8厘米，刻伯称；三印均为篆刻，狻猊是传说中的一种猛兽。有学者研究认为，该印章的发现证明两晋以来昭通地区的大姓孟氏，是三国时期孟获家族的后代，三国时期的孟获为彝族先民。
汉晋时期称昭通为朱提，朱提境内聚居着大量彝族先民叟人，史书称这一时期的彝族为夷、叟等。近年在昭通出土了两枚汉文青铜印章，一枚叫“南夷长史印”，另一枚为“汉叟夷长印”。两枚印章是汉王朝委任当地彝族首领管理这些地方的信物。
铜洗是一种用来盛水的盥洗用具。东汉以来，滇东北彝族地区生产的朱提堂琅铜洗，风靡全国，闻名遐迩。
朱提堂琅铜洗形制为圆形、盆状。底部铸有年代、产地、吉祥语、花纹等。常见的吉祥语有“大富贵”、“宜王侯”、“大吉”、“吉羊”、“日千万”等，装饰花纹多为双鱼、单鱼、鹭、羊、凤等。
在今昭通、鲁甸等地生产的铜洗铸有“朱提造”款，在今东川、会泽、巧家等地生产的铸“堂琅造”款，少数铜洗铸“朱提堂琅造”或“堂琅朱提造”等铭文。说明这一时期，滇东北彝族等地生产的铜洗，在中国青铜艺术中占有较高地位。
接着，我们来看下东汉画像石和画像砖。
中原地区的画像石和画像砖最早出现在西汉时期的墓葬内；云南发现的画像石与画像砖最早见于东汉时期。先后发现于今昭通市鲁甸县、大关县、昭阳区二坪寨、白泥井、刘家海子、杨家冲、乾沟、曹家老包、鸦姑海、李家湾、洒渔河、牛头寨、耕塘等地，以及陆良、保山、大理、昆明、姚安等地的画像石和画像砖，内容清晰地反映了当时彝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习俗。
在鲁甸县马厂和昭阳区洒渔河分别出土了两块形制相同的东汉时期画像砖，人们称之为“牛耕放牧画像砖”。
画像砖长25厘米，宽7厘米，两幅图像放在一块砖面上，中间用几何花纹隔开。右边是一位身披披毡（瓦拉）、头饰为“椎髻”（天菩萨）的彝族形象，正挥鞭驱赶着一匹马一样的牲畜，被抽打的牲畜在回头张望，形象生动逼真。左边也是一位身披披毡、头留“天菩萨”的彝族形象，旁边是一头双角朝天的黄牛，牛和人之间用一条细绳连接，绳索的一端由披毡人牵引，另一端系在牛鼻上，牛鼻下有一堆三角形的土堆。
栩栩如生的牛耕放牧图，不仅证明早在东汉以前，滇东北昭通一带彝族已经进入发达的农耕经济，而且直观地说明了今天大小凉山彝族的服饰和发饰在2000多年前的东汉时期，就已形成固定传统的穿着打扮方式。
孟孝琚碑被称为“滇中第一石”。公元1901年发现于昭通市白泥井的孟孝琚碑，现保存在昭通市三中。
孟孝琚碑立于公元96年，孟孝琚为东汉时期今昭通的方土大姓之一。此碑残高1.33米，宽0.96米，碑文存15行，每行残存21字，现存250字。碑文字体介于篆、隶之间，结构方整，笔意圆劲浑朴，在我国书法艺术史上享有较高地位。
孟孝琚碑，是现存云南时代最早的碑刻，清末云南状元袁嘉谷称此碑为“滇中第一石”。孟孝琚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以来汉文化在滇东北彝族地区的传播和普及情况。
好，秦汉时期的彝族，到此就全部介绍完了。下一集，我们将说说魏晋时期的彝族。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朋友们，再见！
文 图 来源于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云南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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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沈梦玲
审核 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