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媚的阳光下，和煦的春风中，灿然的菜花旁，铺一张地毯，泡一壶绿茶，架一台手机，点开央视频。
这是四川盆地中南部的资阳，蜿蜒如带的沱江游走在密匝的丘包间。春日的盛景里，风筝摇曳，游人如织。和风轻抚，揉碎着一江瓦蓝的天空，洁白的云彩，和金黄的菜花。
而我的全身心，却迅速被大型文献纪录片《民族的号角——唱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以下简称《民族的号角》），拉入了历史的苦难，民族的危亡，国运的悲怆，聂耳们的奋起和抗争。甚至，因聂耳是云南人，又因云南是此片的联合摄制方，我的思绪就总是飞越千山万水，连接上了那片雄美奇绝的边疆红土。
“赏经典大片，上总台央视”，此话字字实锤。《民族的号角》，就是一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大片。它不仅令我血脉贲张，还使我感慨连连：《国歌》那高昂、雄浑的旋律，就该出自云南人聂耳之手；《民族的号角》对国歌精神内涵的精准挖掘与当代诠释，就该与地域红色文化深度融合，鲜明打上云南人的精神底色。
打开祖国地图，远在彩云之南，有一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云南。它是西南边陲，离京城最远，却历来不是偏安一隅，居然离家国又最近。这都是因为辈辈代代的云南人把守土当作使命、把边陲守成家国的铁血担当，一如把辈辈代代的鲜血，洇润进了那片红色的土地。
抗战时期，云南从祖国西南边陲转变为既是坚固大后方又是抗战最前线，云南各族儿女成为“以一隅荷全国之重任”的民族脊梁。滇军铁血出征，将领以身许国，民众同仇敌忾，体现出了舍生取义、誓与山河共存亡的爱国情怀；26个民族共37万余人参军，伤亡超10万人，体现出了共筑御侮长城的民族团结精神；每天投入20万民工，自带工具、口粮，仅在9个月内就建成959公里的滇缅公路，被誉为“用手指抠出的生命线”，还踊跃购买救国公债、捐款捐物、马帮驿运、热忱劳军，仅1943年就捐献飞机30架，体现出了“苟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抗战者，虽毁家纾难，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的奉献担当；坚守怒江天险，坚持滇西敌后抗战，攻坚松山、腾冲，体现出了血战到底、誓死收复失地的英雄气概；云贵监察使李根源抱病赴滇西前线督战时所发布的《告滇西父老书》，临危受命的腾冲抗日县长张问德痛斥侵略者的《答田岛书》，西南联大在昆明的文化坚守，南侨机工1000余人血洒滇缅路的赤子丹心，体现出了云南大地百折不挠、抗战到底的必胜信念。云南的抗战精神，是中国抗战精神的西南篇章，是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它将云南各族人民的命运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云南人的家国情怀和铁血秉性，正好契合了田汉《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魂魄，而云南人聂耳，结合云南的铁血旋律，使这首歌实现了与国家命运同频、与人民心声共振。
奇绝之地必出奇绝之人。
云南人质朴赤诚、不尚虚浮，刚健坚韧、百折不挠，开放包容、和而不同，心怀家国、匹夫有责，这些刻在骨子里的性格特质，是聂耳赤诚、刚健、热血、担当精神的源头。他的整个人格，几乎是云南民族性格最典型、最耀眼的化身。而他的奇绝之处，是把云南最珍贵的精神底色，熔进了《义勇军进行曲》旋律，锻造成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号角。
正如《民族的号角》的讲述，聂耳原名聂守信，祖籍云南玉溪，1912年2月14日出生于昆明，在这座春城完成了学业并奠定了音乐基础。他积极参加学校音乐活动，展现出非凡的音乐天赋，并因听觉灵敏被称为“耳朵先生”，后干脆改名“聂耳”。1930年夏，18岁的聂耳离开云南前往上海，1931年在明月歌舞剧社担任首席小提琴手。他不满剧社整天演出脱离现实的“靡靡之音”，内心充满了迷茫。就在此时，他结识了大他14岁的湖南长沙人田汉。聂耳敬称田汉为“田老大”，因田汉致力于以文艺为武器推动社会变革，是“南国社”创始人，左翼文艺旗手、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当时上海文艺界公认的“田老大”。田汉则戏称聂耳为“四只耳朵”，既指他听觉灵敏，也暗含对这位音乐奇才的喜爱。1932年4月21日—22日，聂耳主动登门拜访田汉，这次交谈被聂耳在日记中称为“决定我一生的紧要关键”，他决心用音乐表达对社会的思考，以音乐为武器为革命事业奋斗。此后，他们共同创作了《毕业歌》《大路歌》《码头工人歌》等一系列革命作品。1933年，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坚力量。他创作的30余首革命歌曲，被誉为“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
聂耳与田汉是时代风云中的艺术知音，他们的相遇，是灵魂的共鸣，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革命文艺阵营的一次黄金组合的诞生。这历史的交汇点不仅改变了彼此的艺术轨迹，更为《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埋下了命运的伏笔。1935年，田汉在狱中为电影《风云儿女》写下主题歌歌词《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等歌词的铿锵、决绝、不屈，不正是云南各民族团结一心守土不屈、临危不退的血性吗？不正藏着像云南一样最朴素、最坚韧、最真诚、最有血性的中国魂吗？聂耳深受打动，主动请缨谱曲，以火一般的激情投入创作，在短短两夜内完成初稿，1935年4月，在日本完成定稿并寄回上海，5月《风云儿女》上映，歌曲迅速唱响全国。这首歌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见证了两人相遇的历史意义。
《义勇军进行曲》旋律的奇绝之处，是云南式“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包容与创新。这也是聂耳最厉害的地方，他把云南民间音乐，变成了时代最强音。聂耳幼时，邻居邱木匠、张庾侯教他演奏笛子、二胡等乐器，深受滇剧、花灯、洞经音乐、各民族小调的熏陶。当他在上海开始职业音乐生涯时，中国现代音乐以学堂乐歌运动为标志性起点，在西方音乐技术体系、日本音乐教育经验、中国传统音乐根基、社会政治变革需求等多元力量相互交织中，进入了一个芜杂的过程。聂耳不盲从西方，不排斥传统，开创救亡爱国歌曲新体裁，铸就民族精神符号；扎根民间土壤，确立中国民族音乐的本土风格；让音乐回归人民，塑造劳动者的音乐形象；把乡土旋律的节奏、气韵，融进革命歌曲，奠定中国现代民族音乐的创作道路。他用音乐为中华民族立魂，让中国民族音乐真正拥有了时代风骨、民族底色、人民温度。
此次云南为《民族的号角》做出的全流程核心主导、全方位鼎力支持，功莫大焉，堪称典范。
有资料显示，其核心贡献在于：
主导策划——省委宣传部牵头，将项目列为重大题材，确定创作方向，确保纪录片政治站位与历史定位准确。
全程实施——云南出版集团统筹，云南教育出版社承制，完成拍摄制作，保障纪录片高质量完成并按时播出。
资源整合——提供历史资料、拍摄场景、学术支持、资金保障，为纪录片提供坚实基础，彰显云南特色。
传播推广——多平台播出，配套活动，衍生产品开发，扩大影响力，实现爱国主义教育价值最大化。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纪录片以聂耳、田汉等革命先驱为主线，突出云南与国歌诞生的历史渊源，强化“聂耳故乡”文化标识；2022年1月11日，在昆明市西山聂耳墓园举行开机仪式，凸显云南作为聂耳故乡的特殊地位，为纪录片奠定情感基调与历史氛围；提供云南多地拍摄场景支持，包括聂耳故居、聂耳纪念馆等重要历史场所，展现聂耳成长轨迹与艺术启蒙环境；协调云南省内党史研究机构、档案馆、博物馆等提供珍贵历史文献与影像资料，包括聂耳早期创作手稿、生活照片等，为纪录片提供史实支撑；组织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等学术机构专家参与创作研讨，确保内容的历史准确性与学术严谨性；挖掘云南民间音乐素材（如洞经音乐、花灯戏等），揭示其对聂耳音乐创作的早期影响，丰富纪录片艺术内涵……云南地方的合作贡献，不仅体现在纪录片的物质与技术层面，更在于其通过这一作品，深入挖掘并传播了聂耳精神与国歌文化，强化了云南作为“国歌摇篮”的文化身份，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作出了重要贡献。
春日的和风依旧，沱江的碧波依旧，但因感念着《民族的号角》，感念着《义勇军进行曲》，感念着聂耳，感念着云南，我心中涌动着不尽的思绪，滚烫。
文旅头条通讯员 唐俊高 文
云南省委宣传部 供图
责编 童文文
校对 李文明
审核 华芳
终审 于轩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