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爨氏艺术

爨氏统治云南时期，鲜有资料对其民间艺术进行系统完整的记载，然而，结合其历史的大环境，人们仍然能从蛛丝马迹中找到爨氏歌舞的身影。在爨氏被唐朝与南诏国撕裂后，为迎合十分重视歌舞表演的唐朝，同时表明自己已经将南中地区治理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南诏国曾将爨氏的艺术人才俘虏到南诏国，编排了一出乐舞剧，千里迢迢到长安去表演，这出乐舞剧就叫《南诏奉圣乐》。潘吉光介绍，“这支乐舞气势磅礴，既有爨氏汉族的特点，又融合了地方浓郁的民族特色，演出时轰动了整个朝野。”

“而后在宋朝出现的《五花爨弄》，实际上也是从爨氏艺术传承而来的。”公元1116年至1117年，宋徽宗时，大理国王段正严派遣“爨氏”后裔乐舞入宫，爨人“以乐人、幻戏，名《五花爨弄》博得徽宗爱之，以供欢宴，赏赐不胔”。“这是有关爨氏歌舞最早的记载。”潘吉光说：“而后，元明清陆续有人对《五花爨弄》进行考证。”清人陈其年、王思训有记：“有幻师爨弄，善舞能掸”，“掸国进幻人其术，传至宋时尤盛，徽宗名之《五花爨弄》”。“《五花爨弄》是一场含纳了很多艺术形式的表演，清朝的陈其年、王思训不仅论证了掸人献乐的历史，还考究了《五花爨弄》的艺术表现形式，其中包含了舞蹈、音乐以及幻术，幻术应该是杂技、魔术一类的融合。”潘吉光解释道。

明朝时期，三大才子之一的杨慎为《五花爨弄》提供了乐舞族属依据：“逡巡乌爨弄，嗷啕白狼章。乌爨，古之乌蛮，今之猡人也。其乐谓之爨弄”。其后，《五花爨弄》在广大中原地区与汉文化融合，将其舞容入乐、入戏而传演于后世。“《五花爨弄》一直延续到明朝，是爨氏文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艺术形式。”潘吉光说，“遗憾的是，这种五花八门的艺术形式已经失传了，部分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元杂技内有所表现，历史的记载仅仅留下了《五花爨弄》是用什么去表现的，至于怎么去表演，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虽然无法完整重现爨氏歌舞，但随着历史的变迁与发展，爨氏文化被云南其他少数民族吸纳，“特别是白族和彝族”，至今在白族和彝族的文化、习俗中仍然能找到爨氏文化。“爨氏乐器的遗风大多为白族所传承，古代，我们西南少数民族弹奏的乐器非常少，最开始是吹叶子和竹子，后来慢慢发展才演变为吹葫芦、芦笙，基本上乐器的形式都是吹、打，但是白族地区却有弦乐弹奏，这就是受爨氏带来的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潘吉光举例说。

此外，从陆续出土的一些铜器及壁画中，爨氏艺术的身影有迹可循，“一些少数民族是不允许女人唱歌跳舞的，但是在晋宁出土的爨氏时期的铜器上却有男女一起表演节目的雕像，动作十分优美，这就是爨氏的踏歌，是一种边唱边跳的艺术表现形式。”在东晋霍承嗣墓的壁画中，两排穿着类如彝族诺苏支系民族服装的人，跳着形似踏歌的图案被发掘，“从壁画来看，爨氏艺术很有可能已经与当地的少数民族融合，并且当时可能设有乐舞奴隶供奴隶主行乐宴享。可以说，爨文化承续了滇文化和西域文化的精华。”

排演爨氏歌舞

土生土长于爨文化发祥地之一陆良的潘吉光深陷爨文化的魅力之中，“以曲靖爨文化为代表的滇中文化是滇文化的一个阶段，主要的表现就是当时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以及歌舞等习俗。”潘吉光说，“在这段历史中，震撼的历史事件和鲜活的人物成为了文学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为了使爨文化在民族艺术上呈现蓬勃生机，将爨文化艺术推向西南艺术史上的颠峰，陆良县滇剧团着手创作、整理部分爨氏歌舞作品，用歌舞的形式展现爨文化的发展过程和历史精萃。”

2000年，由潘吉光编排、导演的《爨乡神韵》在陆良国际彩色沙雕节开幕式上精彩亮相，演出现场空前热烈，广受观众欢迎。“这台歌舞剧的内容主要来源于大小爨碑上有关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我们不仅挖掘了爨文化的表现形式，还糅合了民族文化，编排了狩猎舞、播种舞、庆典舞、建房舞、爱情舞等一系列歌舞。”据潘吉光介绍，播种舞体现的是一种汉文化的生产方式，同时加入了少数民族的祭祀仪式动作，使舞台表现更有张力，文化内涵更为深厚，“爨氏统治时期，中原来的南中大姓实行农耕，而在少数民族地区，耕作是少不了祭祀的，因此，通过挖掘各民族的习俗，我们编排了这样的一场歌舞。”

此外，爨碑上记载的词语联想情景在歌舞剧中得到了生动的再现，“爨碑上所撰写的‘牛马被野’一词说明了爨氏统治时期和平安稳的生存环境，满山遍野都是牛和马，依据这个词语，我们编排了一个场景，用人造型出一头牛，让一个小孩坐在牛身上，前面有大人牵着牛走，后面则挑上谷子，代表收成。”情景音乐响起后，舞台上跳起了栽秧的舞蹈，演员边唱歌边播种，场面十分宏观。

“还有一幕兵舞也是依据爨碑上的词语创作而成的。”潘吉光介绍，“南中磐石”即为舞蹈的原型，南中磐石是爨龙颜碑中的一句话，“南中有磐石说明了爨氏家族的强大地位，而要真正做到经济、政治的发展，没有强大的军队护卫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