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东巴文,怎么演变来的?

纳西族东巴文是东巴文化的主要载体和象征符号。通过中外学者近百年的研究,拓展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译注和论集。

东巴文原名叫“森究鲁究”,按字面直译“森”为“木”,“鲁”为“石”,“究”为“痕迹”,亦可以作“记号”解,“森究鲁究”译为“木石痕迹”或“木石记号”。对此,我国研究东巴文化的三位知名学者都得出大体看法。方国瑜先生认为:“东巴文有两种字体,一种是象形文字,本语称为‘森究鲁究’,所谓‘究’即痕迹,亦即文字;‘森’为木,‘鲁’为石,意即见木画木,见石画石,是以图像的方式写成文字。李霖灿先生认为:“麽些人(纳西人)现有的文字分为形字和音字两种,形字即‘象形文字’,读作‘森究鲁究’,乃‘木字石字’之意。傅懋勣先生则认为:“麼些人(纳西人)自造两种文字,其中一种叫做‘森究’或‘森究鲁究’,就是‘木记号’的意思。”

这名称暗示着东巴文原先不过是刻画在木石上边有宗教意义的一些符号,虽然没有具体指出刻画在怎样的木石上边,但它为后人进一步探讨东巴文原名的历史内涵,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启迪。

文字起源于图画,这是中外文字发展史充分证明过的历史真谛,但具体民族文字内涵的历史则各有不同,这是共同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和统一发展。纳西族“森究”(木记号)东巴文当源于古老木牌画,换句话说木牌画也是一种“森究”(木记号),故此首先要谈及木牌画。

东巴木牌画,是其他民族原始宗教文化中不曾见到的一种特殊文物,纳西语叫“课标”或“跨标”,又简称“课”或“跨”,有尖头型和平头型两种。木牌一般用干松木制成,用砍刀粗修后,再用古刨刀“刮”划平,长约60厘米,宽约10厘米,厚约1厘米,用竹笔或毛笔和自制墨汁来绘制,不打草稿,粗线勾勒,一气呵成,形象粗犷古朴,然后再添涂多种色彩,以求鲜艳美观,起装饰作用。

(东巴万神园 供图)

东巴木牌画是东巴象形文字的前驱这一见解,首先由兰伟同志在《东巴画与东巴文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为了便于使用和传播,东巴逐渐将传统木牌画进行记录整理,从而逐渐产生了画稿。这些画稿在东巴长期使用和传抄过程中,所画内容及形象逐步出现向规范化、线条化发展,形成一幅幅记事图谱,这就是东巴文的前驱。”

东巴木牌画既是东巴文的前驱,也是一种典型的东巴文原名“森究”(木记号)。进一步讲,东巴文最初之所以名为“森究”(木记号),正说明它源于木牌画,是原始图画、字画在木牌上的记号和痕迹,故名之为“森究”(木记号)。其次,在众多东巴经的经文段落中,尚遗有不少木牌画的痕迹,即类似文字画或图画记事的痕迹。

东巴木牌画本身,还有其更古老的古羌文化渊源。多年前,汪宁生先生把东巴木牌画与我国西北出土的“人面形木牌”比较后,认为二者有渊源关系,而且进一步指出东巴木牌画“原应是古羌人的习俗”。敦煌和居延出土的“人面形木牌”与东巴木牌画有很多相同之处,首先两者形制大体相同,大小长短大体一致; 其次,二者都数量较多,皆为大量消耗之物。

古岩画是一种“鲁究”(石记号),也是形成东巴文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东巴文原名称之为“鲁究”,石记号乃名副其实。而具体能与东巴文联系得上的岩画石记号物证是几年前在滇西北金沙江第一大湾两岸纳西族地区发现的大量岩画。

西岸岩画位于迪庆州东南部的三坝地区,岩画内容多系动物,有牛、山羊、狐狸等,与东巴文有一定的共同点;东岸岩画位于丽江市大具乡虎跳峡东岸和宝山乡高山行政村的花依地区,岩画主要绘有野牛、鹿、獐子、盘羊、岩羊、猴、野猪、麂子等野生动物,还绘有一些人物及石器、弓箭、刀剑、木棍、猎网等生产工具和一些原始符号。图像主要用线条勾勒而成,有少数全身涂色。


迪庆和丽江纳西族地区的岩画,有一些明显共同点。首先,岩画内容大体相同,以野生动物为主;其次,画法和风格也大体一致,粗线勾勒,动物之头多为朝左,所用颜料也多为朱红色。所以这些岩画当为东巴文的渊源之一,是东巴文名之为“鲁究”(石记号)的可靠物证。

据分析和论证,东巴文原名“森究鲁究”(木石记号)的历史内涵,反映了东巴文渊源于古老的东巴木牌画和古岩画,因此东巴文书写东巴经时,也保持着木牌画和岩画的某些传统。

和志武 文

来源:“纳西话賨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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