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国家文物局发布“考古中国”4个重大项目，云南昆明河泊所遗址群考古发现位列其中，在汉代建筑遗迹中出土大量封泥、简牍，为寻找西汉所置益州郡的郡治提供了重要线索，更重要的意义是为云南跨入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实证。记者深入考古现场，采访相关专家，带领读者进一步了解河泊所遗址群的发现和意义，探索河泊所遗址群的文化密码。
贝丘之下文化堆积丰富
围绕滇池周边，有许多外表有深沟回旋盘绕、尖端因吸食敲击不存的云南光肋螺堆积形成的贝丘。这些累累贝丘，表明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滇池周围就是人们生存发展的重要区域，人们逐水而居，世代繁衍生息。
滇池东南岸的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的农田里，螺蛳壳随处可见。
比起常见的贝丘，晋宁区上蒜镇著名的遗迹要数石寨山。1956年，石寨山第二次发掘，6号墓出土了金质的“滇王之印”，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的关于汉武帝赐滇王金印的历史记载相吻合，尘封多年的古滇国出现在世人面前。
长期以来，考古学者一直关注于对滇人墓地的发掘和研究，忽视了贝丘之下的聚落遗址。
为厘清石寨山墓地与周边各遗址的相互关系，2014年，河泊所遗址试掘，螺壳下发现了4个灰坑和1条灰沟。2016年西王庙遗址试掘，螺壳下发现有房址、灰坑和沟等遗迹分布。试掘表明：大约在商周时期（晚商至西周），人们就已经在滇池东南岸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
2018年至2019年，河泊所遗址再次发掘。此次发掘的遗迹有西周至西汉中期以前的瓮棺葬、房屋、灰坑、灰沟等，还有汉晋时期废弃的河道堆积，出土遗物有封泥、陶瓦以及装饰品残件等。
滇国有王还有相
在河泊所遗址发掘区，由南向北依次有平铺细碎均匀碎螺壳的疑似建筑遗迹，有一条由大小不等的绳纹瓦片、碎陶片、小石子等铺设东西向道路，附近还有一条古河道，古河道内灰烬堆中出土了官印封泥及私印封泥。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晋宁工作站考古队员谢藿敏告诉记者：“封泥作为信件的封缄，代表着此区域信件文书往来的对象，类似现今信件往来中的‘邮戳’，用于密封文件。早在2019年，在做河泊所遗址河道堆积物的水洗工作时，工人将有篆字的封泥拿给我看，‘滇国相印’四个缪篆文字清晰可见，我非常兴奋，把封泥拿给蒋志龙老师看，他说这是古滇国考古比较大的突破。”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志龙介绍说，1956年，石寨山6号墓出土了金质的“滇王之印”。四十多年后，发现的“滇国相印”封泥，不仅说明滇国不仅有王，还有“相”。“相”是汉朝的重要官职名称，是中央汉王朝文化中才有的概念，这是滇国和中央汉王朝之间有交往交流的一个有力证据。
“滇国相印”封泥的发现，不仅再次证实了古滇国的真实存在，而且弥补了汉中央政府在设立益州郡、赐滇王之印，对古滇国进行有效行政管辖记载的缺失。小小的一枚“滇国相印”封泥，其重要价值不亚于“滇王之印”，它是西汉中央政府对古滇国及其周边地区行使国家治权、进行有效行政管辖的象征，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见证。
据介绍，河泊所遗址2021、2022年两次发掘，还出土了包括“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等在内的益州郡和所辖属县的官员的封泥达500余枚，其中包含益州郡24县中的属县达18个。更加印证了从西汉中期，汉武帝设置益州郡，在云南行使治权，云南由此开启了跨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新篇章。
令人自豪的汉代简牍
在河泊所考古发掘区，上蒜一小校园内发掘的150平方米，发现带汉字的200多枚简牍，绝大部分还在清理中，已经认出的文字包括“滇池以亭行”“罪当死”“建伶长”“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是反映当时益州郡行政往来和司法制度的物证。
在简牍清理现场，工作人员依次用水稀释淤泥，将其中的木片、陶片挑选出来，木片再次浸泡水中，用毛笔轻轻刷去木片上的淤泥。
进行这项工作的工作人员有从2018年、2020年来到河泊所遗址工作的杨慧芬、杜华平，她们告诉记者：“我们都是晋宁区上蒜人，负责清理这些木片上的淤泥，清理完毕后将它们分为有字、无字、有人工痕迹和无人工痕迹四类存放。当清理出有字的简牍时，我们就很高兴、很兴奋。我们也像大家一样对这些文物很感兴趣，为家乡有这些文物而自豪。”
据蒋志龙介绍，河泊所大量简牍的发现，是中国南方继湖南“里耶秦简”发现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其发现的行政、司法简牍，内容丰富，与已经发现的封泥相互印证，也是汉代中央在云南行使治权的有力证据。
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在采访的最后，蒋志龙表示，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工作，有四个方面的突破。
第一个突破是，考古工作者们在（滇池盆地）冲积平原地区发现了聚落遗址，这是在半个世纪以来，滇文化考古在聚落遗址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
第二个突破是，通过这几年一系列的考古工作，考古工作者们基本构筑了该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经商周至秦汉时期，这一地区一个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
第三个突破是，长期以来，关于益州郡郡治所在地存在争议。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河泊所遗址群，找到了考古学的一个证据，证明河泊所遗址群极有可能是益州郡的郡治。
第四个突破是，近年来在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封泥和简牍，有力的证明了西汉时期，尤其在西汉中期，中央政府对这个地区进行了有效的管辖。
“未来，河泊所遗址将进行保护，按照大遗址考古的思路，申请继续进行更加精细化的发掘工作。同时，借助这次重大考古发现的契机，积极配合昆明市和晋宁区，做好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和建设工作，让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蒋志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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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博物馆馆长陈浩：关于古滇国最近的发现，就是一个以考古学补充史书缺漏的典范。史书中关于滇国的记载，最珍贵的记载无出于《史记》，按太史公自序云：“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并没有提到滇，但他关于滇国的记录之准确，很难让人相信他没到过滇地。司马迁对于滇国的历史记到了元封二年（前109年），其后发生了什么，几乎没有人知道。最近的考古成果，至少可以知道几件事情：
一、出土的简牍有始元四年（前83年）的年号，说明其时代已经到了汉武帝之后，是一个新的关于滇国的年代断代标志。
二、出土的遗址中有房屋、河道、道路以及水井等遗迹，尤其是水井，有陶圈疊的井壁，说明这里已经是一个规格很高，很发达的城市遗址。在古代，水井是城市功能很重要的设施，甚至是城市防御能力的重要标配，当年马谡驻守的街亭，就是因为没有水井而失败。由此可以佐证的福建闽越王城、广州南越王宫，都有这样的水井。
三、封泥的出土，是云南首次出现封泥。封泥，作为古代文书，特别是公文的封缄程序，封泥的运用本来很常见，但能保留到今天的极少，这是因为封泥能保存到今天还需要有一道程序，就是文件消毁工作，类似于现在办公室必备的碎纸机，古人会对公文进行集中焚烧，这样才能使封泥陶化，保存到今天。而这个工作一般都是在办公场所附近进行，换而言之，这里就是当年的行政中心。
四、封泥中出现的各种官职，尤其是＂滇国相印＂，说明云南当时已经有了完备的行政管理体系，而且按汉制，封国（即中央集权下的国家）是属于大汉内部体系，已经不是外属番国。
关于古代的滇国，王国、王城、王相等这些史实，在古代典籍中只字未见，而考古工作者硬是在大地上挖出了史料。很多人以为考古是探宝，刺激得令许多孩子向往。其实并非如此，考古工作者不过是在阅读书写在大地上的历史，只不过这种阅读，既需要毅力，也需要运气。
文旅头条融媒体记者 张敏 李文女 李航 文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邓斌、江蕊先 图/视频
责编 康莞悦
审核 马永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