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的同庆丰总号
春节前，位于昆明市中心的正义路比以往更加繁华熙攘，几乎每间店铺都门庭若市。从正义路西侧穿出，安静的钱王街让人感觉仿佛走入了另一个空间。道路西侧是灰砖白墙的一座座院落，爬上正义坊的顶楼，还能看到这片旧式房屋的飞檐翘角。在这里，可以看到老昆明的影子。钱王街的店铺也以复古风格的居多，有做纸艺的工坊，有武道馆、陶瓷作坊，还有咖啡馆和酒吧。这里的行人不多，来往的多是钱王街的“老熟人”。钱王街，是为了纪念钱王王炽而命名的街道。
这一片向来就是昆明城最繁华的商业街，街区内的主要街巷在清末基本成形。正是那段时间，同庆丰因业务日益增加，原来租用的房屋相较之下地址狭窄不够使用，王炽购买了三牌坊邱家巷的住房和空地，在空地上新盖了一所院落，把同庆丰搬迁到这里，王炽的家眷也搬迁到右侧的旧屋居住。邱家巷，就在现在的钱王街片区，因王炽的同庆丰票号和兴文当设在此处而闻名。
搬迁到邱家巷之前，同庆丰票号的位置大约在今天的正义坊商圈，据周家骅老先生介绍，“应该在今天的庆云街位置，那时候庆云街主营金融业务，除了有同庆丰票号，还有著名的‘胡金子’铺。票号设在这里更像一个机关办事处，不需要门面。”周家骅老先生说：“过去，庆云街两侧多以昆明传统的一颗印土坯房建筑为主，房屋多用于居住。是那个时候的富人区。”庆云街在正义路东侧，现在是一条四车道的小路，道路两侧多是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单元房，还有两个大停车场。
从弥勒土特产到票号
王炽的第一桶金，来自于弥勒土特产。1852年，王炽母亲变卖了自己的首饰，为王炽凑出20两银子作为本金。王炽从家乡收购土布到竹园、盘溪售卖，再在当地购买红糖带回销售。因王炽善于经营，不久便积攒下了一些本钱。“他寻思，云南交通不便，长期贩卖利润更高，于是召集人手，组建了一个自己的马帮。马帮规模不大，但由于王炽胆大机敏，为人侠义守信，几年之间已经在滇南一带小有名气。”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魏文享教授在《“钱王”王炽》一文中写到。
1863年，王炽来到重庆。“他看到重庆商业非常繁盛，水陆交通便利，适合做生意。”王炽开始带领马队在云南、四川之间贩卖货物。随着生意的壮大，王炽开始思索如何开拓商路。他发现，四川、云南省内以及跨省贸易正日渐频繁，票号大有可为。当时，国内最有名的票号派别当数山西帮。“设在云南的票号，最早有山西帮的百川帮、宝丰隆，总号设在山西平遥。”与山西票号相比，云南本地票号势力可以称作“弱小”。1865年，随着王炽资本的不断积累，他在重庆购置了房屋，并成功兴办“天顺祥”票号。
1868年，王炽决心到昆明设号，开始积极物色可用的人才，恰好有同乡俞献廷在重庆，俞献廷精明干练、平正可靠，王炽请俞献廷到昆明筹备设号事宜。其实，天顺祥过去曾经在昆明设过分号，但因受到山西帮打击，不得不停办，王炽在停办昆明分号回重庆时发过誓，今后永远不到昆明设号。这次回归昆明，王炽便不用“天顺祥”三个字，改用“同庆丰”，其实二者是同一家票号。
光绪庚辰年（1880年），远在重庆的王炽听说母亲去世的消息，内心悲恸，准备回弥勒老家奔丧。重庆天顺祥此时还是王炽票号的总号，王炽请李耀廷回重庆代理商号事务。在十八寨办完母亲丧事，王炽返回昆明，在华国寺巷租赁了一个院落居住，每天都和俞献廷商量生意上的事情。“王炽原本只打算短暂停留，等云南的票号发展起来便返回重庆，没想到俞献廷一病不起，昆明同庆丰没有人主理事务，王炽不得不亲自留在昆明主持同庆丰的生意，把李耀廷调到重庆做渝号管事。”昆明同庆丰被升为总号，总理各埠事务，重庆天顺祥成为分号。
“吸储”有绝招
经营票号，王炽并没有经验，如何从过去从事的贸易转型到金融，王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亲自在重庆考察山西票号的规章制度、经营模式，改组天顺祥，承揽银两及资金的转运承兑业务。“天顺祥的业务通俗来讲，就是人们可以在甲地存钱进去，在乙地取。”
“王炽明白，票号最重要的是信用好，让人们放心存款进来。”周家骅说道：“天顺祥经营灵活、讲信誉、存取方便，有时候宁愿亏本也不失信，人们愿意存款进来。”票号的经营还算顺利，但和实力雄厚的山西票号相比仍然悬殊较大。
一个扩大天顺祥名气和实力的机会悄然到来，而王炽好像天生就有着冒险家的天分和想象力，他的这次“营销”做得十分成功。在魏文享的文章《“钱王”王炽》中记录了这个故事。那是光绪初年，任云南巡抚的唐炯奉命督办川盐，急需银十万两。由于布政司无银可拨，唐炯只能向商界筹借。“他找重庆商界谈这个借款的事，没有人响应。”王炽却痛快地表示愿意借款，他有自己的思量，“他认为，这次借银，一方面可以解盐茶道之急，借此机会结识唐炯，另一方面若天顺祥可以在十天内凑足十万两白银，则可向人们展示天顺祥的实力，让人们放心到天顺祥存兑银两。”
应下此事后，王炽立即清点存款，又以办货的名义，秘密向各个分号筹借，八天内就凑够了十万两银子。银两凑够以后，王炽并没有直接把钱送过去，“（他）特意安排挑夫百余人，打出天顺祥的名号，浩浩荡荡，敲锣打鼓，绕城数圈到达官府，一时间轰动全城。这一绝世无双的广告策划使‘天顺祥’名闻遐迩，几达到妇孺皆知的地步。”这次事件后，王炽一跃跻身川滇一流富商的行列。
王炽这次为官府解了燃眉之急，“官府、公家愿意存钱到他的票号。”周家骅说道。在唐炯的支持下，王炽开始代办盐运汇兑这一大宗买卖，业务有了根本改观。设立同庆丰为总号后，在云南省州县较大的商品集散地，如大理、保山、思茅、蒙自、个旧、昭通、曲靖设立分庄或办事处，人们可在沿途票号凭票取款。
王炽和李耀廷又亲自到外地，如上海、汉口等地，深入调查当地的商业情况，了解各地风土人情和人们的生活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适合当地的经营规划，“他们因地制宜，把生意做得很活，加快了业务发展的步伐。”北京、上海、南京、常州、汉口、广州、重庆、叙府、成都、贵阳……都设立了分号。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鹤峰老先生在文章《王兴斋的南帮票号同庆丰》中这样写到：“当时全国共有18个省，该号已占15省，仅四川一省就有分号四处，几遍全国。” 在国外，“河内、密支那、曼德勒都有分号。”周家骅补充道。
同庆丰的经商之道
在魏文享教授的理解中，“近代经商，最难处理的便是官商关系。经营要想大成，多离不开官府的支持。这里说的是政府与商界的业务与制度联系。山西票号的兴隆，当然与民间贸易紧密相关，但其主营业务中，各级官府官票汇兑也占了很大份额；徽州盐商富甲天下，则与明清以来的纲盐制度密切相关。”而王炽对这个时代的商道有独到而深刻的认识。“在票号的经营过程中，他重德重义，以信为先；在个人生活上，王炽富而不奢，勤俭持家。这使他赢得了民众及商界的尊敬。”
王炽做了许多善事，这也无形中提高了王炽在民众中的声望，并逐渐获得人们的信任。周家骅提到，中法战争期间，粮饷不够，王炽先后垫借60万两饷银，“王炽以私财解除国家之困，但他很聪明，他不是直接把60万两白银白花花地拿出来支援，他通过同庆丰印发临时银票，拿着银票就可以向昆明、蒙自两地同庆丰号兑取现银，同庆丰在这个过程中见票就兑，在民众中的信用度大大提升。”
1903年，王炽病逝，同庆丰也在这年达到经营的顶峰。此后，同庆丰业务由后人继续经营。“创业难，守业亦不易也。”陈鹤峰老先生慨叹，后人没有王炽的才干，更没有王炽的魄力，思想保守，且不善于用人，性子多疑，导致票号营业艰难，各地业务陆续收缩。但王炽后人对地方公益事业十分热心，创设了耀龙电灯公司。
